MAO到底能容納多少人，沒有準確的說法。多方諮詢之後，大家普遍認為1000以內是沒問題的。問題在於：這不是我和MAO說了算，這要看聞訊而來的警察先生的心情。所以，為了防止大家拿著票進不了場這種令人髮指的情況出現（這種事情在MAO的歷史上出現過），我們還是保守的只預售了50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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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場依然售票，我們對MAO的空間有足夠的信心。
3，李志樂隊20名工作人員歡迎你的光臨。

李志注：
1，近期主流網絡飄蕩著“南巡20週年”，“什麼去世15週年”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我想起了這篇文章。
2，原文作者和發布時間無法考證，差不多十年前我看到這篇文章，當時並沒有當回事，後來再回頭看感慨萬千。
3，為理解力稍差的群眾考慮，我只是把原文中的人物名字補全，其他一字未動。
4，歡迎各位能就此主題給我郵件，發表你的看法。
5，祝老林愉快。

这篇文章有三个主题：
1、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任领导人的政策思路、能力、人格和政绩做一个尽量客观的评价。

2、对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副产品－－两极分化－－的成因，做一个尽量客观和全面的分析。两极分化是今天中国的一个事实，也是“左”、“右”派都极力争取来做自己的棍子，打对方的一个口实。“左派”认为两极分化说明改革开放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邪路，需要扭转到毛式的社会主义上去，需要继续加强国有制和一党专政不动摇。而“右派”则辩称，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不彻底造成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其实，“改革开放”从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期间，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摇摆。

所以，两极分化其实是几种不同政策路线的共同产物。只有详细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才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遗憾的是：如果说官方至今对文革还有不少藏着掖着的资料的话，对改革开放期间的历史，官方更是讳莫如深。我只能根据记忆所及，和某些资料揭示的一鳞片爪，试图做一个回顾和分析。错漏必多，请原谅。

3、最后，本文也试图对中国的未来做一点展望，并对关心政治的普通中国人做一点建议。

《第一部分：邓小平复出与“洋跃进”——初试改革开放》
所谓改革开放时期，当然是从邓小平复出任副总理，掌握了经济实权之后开始的。而邓之所以能够复出，乃是因毛设计的接班人格局——忠厚的华国锋居中协调，而四人帮和老干部势力从两个方向相互制衡。但是，四人帮急于夺取更大权力，打破了这个制衡格局，迫使华国锋倒向老干部一方。这样，受老干部们支持的邓小平，自然复出。而甚至在邓小平正式复出之前，他的经济思想已经通过先在位的老干部们（陈云、余秋里、姚依林等）影响着当时政策了。在这期间，也就是70、80年代之交，邓小平其实还未清晰形成“改革”的思想。他首先并有把握提出的政策主题，其实只是“开放”。而这也就促成了这一期间的“洋跃进”。

早在1975年周恩来支持下短暂主持工作时，邓小平就已经对毛泽东时代的封闭不以为然。邓小平当时明显形成了一个判断：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必须急起直追。故，1975年时，邓小平主要抓的就是两桩事：一桩是军队的纪律整顿；一桩就是提出“科学是生产力”，恢复科技战线的秩序。在70、80年代之交的时候，邓小平对“计划经济”本身并未提出质疑。俺以为：邓小平本人当时也仍然相信计划经济。他认为中国当时的问题，主要在技术落后上面。

邓小平关于中国技术落后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在60年代以后十几年的封闭情况下，特别由于打击、批判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技术的确大大落后了。故，当70年代末华国锋第一次访问日本时，面对日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工厂的自动化机器人，几乎惊呆了。华国锋于是对邓小平的“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的路线，表示了几乎无条件的支持。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确是“科学的春天”。口号是“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经历过那一时期的网友可能记得，当时出现了许多极度乐观色彩的科学幻想小说。人们相信中国只要引进先进科技，很快就会腾飞。

这在政策上就导致了“开放”而无“改革”的“洋跃进”时期。中国花费了大量外汇，引进了大量“先进”的技术设备。不但在引进过程中，被外国资本家狠狠敲了一笔，而且引进后，因缺乏各种配套条件而并未发挥多大作用。投资无法收回成本。最典型的例子是宝钢。其结果，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出现急剧危机，财政状况也急转直下。后来，有人把“洋跃进”的责任推到华头上。实际上，当时经济政策是由一批老干部们主导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决定承包土地的事件。我以为：是这一事件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现在，人们把邓小平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坦率地讲，俺以为大大地言过其实。邓小平在80年代初根本没有想到要搞改革，他想的并不超出其在1975年的政策：一是恢复经济计划和生产秩序，二是引进技术。我认为：当时邓小平尚未真正思考过彻底改变经济体制的选择，更未严肃考虑过引入市场经济。正如邓小平自己也承认的：农民承包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群众的实践走在了“总设计师”思想的前面。

对邓小平来说，小岗村农民的实践，或许起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让他想起当年刘少奇的做法。邓小平如果说有英明之处，就在于他从善如流，迅速在全国推广了土地承包制度。恐怕无人能够否认，土地承包制度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80年代前期直到中后期，农民收入获得了稳固的提高。第一次出现了“万元户”的概念。城乡收入差别在此期间很可能有所缩小。农民收入提高，也意味着两极分化减少。最重要的是：此举赢得了农民对邓小平的普遍支持。可以说，如果后来没有农民的这种普遍支持，邓小平的权力合法基础将大大削弱，他的其他一些路线可能遇到更大的阻力。中国社会可能更难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保持稳定。总之：农民收入的提高，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于是，自然地，在邓小平脑中，两个政策主题此时融合了：一个是从“引进技术”开始的、以“引进”为主题的“开放”思想；一个是从“农民承包”开始的、以“承包”为主题的“改革”思想。

此期间，邓小平提拔了年轻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并在老干部们的支持下，开始推动“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思路，其实只是“引进”和“承包”的自然逻辑延伸：在引进方面，由于单纯引进技术造成的资金困难，使邓小平考虑，既然我们自己的钱买外国技术不够，为什么不让外国人自己来投资，把先进技术带进来呢？这就自然地产生了“引进外资”的思想－－我这里想强调一点：邓小平当时提出引进外资，决不是出于“引进市场经济、和国际标准接轨”等等的考虑，他的想法相对单纯，主要就是希望利用外资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带进来。 也就是说，邓小平的“引进外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开放”过程，并未设想利用外资必须伴随对现有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造。所以，邓小平和一些老干部们达成的共识，是设立“经济特区”，作为引进外资的“窗口”，同时不需要触动既有经济体制。直到后来，赵紫阳提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观点，“引进外资”才有了更深层的、体制改革的含义。

在承包方面，自然的逻辑延伸就是“在工厂推行承包制”。坦率地说，邓小平的这个想法非常不怎么样。在农村适用的承包制，简单地引入工业领域，造成问题必多。此一事实侧面证明了，邓小平当时对现代经济运行规律不甚了了。于是，此期间虽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虽然在一批老干部中也形成了“市场调节为辅”的共识，但“开放”和“改革”实际上是互相平行的两条思路。当时设想的“改革”，包括工厂承包等等，丝毫没有想过，要和国际上的市场经济“接轨”。

也就是在此期间，随着对“学习西方科技”的强调，西方的“社会科学”也被引入。一批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大量介绍西方的制度、体制和民主、自由思想。其中，对社会大众影响较大的，可能有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而对政治、政策真正有较大影响的，还是陈一咨等主持的“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及后来成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乃是中国年轻一代领导人的智囊团，极大左右了此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促使其形成激进的、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战略。

《第二部分：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区别－－赵紫阳形成市场化改革宏观构想》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不能回避一个问题：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的分歧问题。一些坊间野史倾向于夸张二人之间的“不和”，固然是无稽之谈，但二人的确有相当不同的取向。据说，1995年江西建胡耀邦纪念碑时，江泽民曾亲为题词。此事官方未予证实。但从胡耀邦具有较好口碑来看，江泽民若如此做也并不奇怪，因为可以替他自己脸上也多涂些光彩。胡耀邦更多地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人率直，不善于隐瞒自己观点，正义感十分强烈。胡耀邦曾把共产党员划分为3类，教条主义类，打江山坐江山类，和他自己在内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一类。

共青团出身的胡耀邦还更多是一个政治人，其成就主要在政治方面。包括：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平方冤假错案。如上所述，他的政见是倾向“自由民主”的。所以，在84年党内有人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胡耀邦并不以为然，很快设法此运动转向“清除黄色读物”的方向。但是，胡耀邦所说的自由民主，显然是左派的、权力归于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当代西方的人权等价值观并无联系。而胡耀邦本人对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理论等等，似乎也兴趣缺缺。在具体政见方面，胡耀邦则似乎是邓小平当时的忠实追随者。比如强调科学技术，强调业务不能被政治干扰等等，都是比较稳妥的、在现有经济体制框架内寻求提高生产和管理水平的办法。我不知道胡耀邦的经济纲领，但若今后有人指出：胡耀邦相信计划经济。那么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赵紫阳呢？赵紫阳在政治思想方面并无建树。其唯一称得上鲜明表达政治观点的，大概是那一句“社会主义是什么，我看说不清楚”。但赵紫阳在接受自由市场经济思想方面却似走在了胡耀邦的前面。这使得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改革思路，实际上打上了深深的赵紫阳的烙印。

我没有资格在这里评论赵紫阳的人格，但我可以把赵紫阳和胡耀邦做一对比：胡耀邦直来直去，赵紫阳却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对自己的观点含糊其辞；胡耀邦生活俭朴，而赵紫阳每周都要打一次高尔夫球；胡耀邦在86年承担了学生游行的责任，而赵紫阳却一度试图利用学生运动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权力。

撇开其政治观点和人格品质不谈，在经济政策方面，赵紫阳却无疑是当时最有远见的领导人之一。虽然邓小平一直津津乐道于自己“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多么英明，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摸石头过河”的“开放”方式，好比是派出一支游击队。而赵紫阳在86年之后提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等观点，说明赵紫阳才真正有能力设想一场规模宏大的经济改革战役－－我的看法是：那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在经济政策战略构想的能力上，一直没有能够和赵紫阳相比。

在赵紫阳任总理期间，原先体制内部的、小打小闹的改革，如“承包制”等等，其活力已经接近尽头。“承包制”的根本缺陷是责权利不明确，事实上根本是邓小平从农业承包制中受到启发，想出的一个“土方子”，完全不符合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因此，企业“承包”很容易造成经济利益冲突，甚至造成经济问题。在86年，原先红极一时的一些“改革先锋”，如步鑫生（海盐衬衫厂）等，纷纷中箭落马。我以为：根源是承包制造成的“个人－公共资产”利益冲突难以解决。

如此同时，原先邓小平设想的，通过引进外资来“提升中国技术水平”的做法，也被证明，效果和设想完全不同。外资大量涌入，固然有些是在提高技术水平的领域，但大量的港资和后来的台资等，主要还是要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动力，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并没有带领多少先进技术。但是，这些劳动密集产业的外商投资，却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就业－－特别是中下层普通劳动者（很多是农民打工者）的就业。我认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后来提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实施外向型出口战略。

在86年之后，赵紫阳有更多的余地来推广了一些更加激进的政策，如“价格闯关”、“高消费刺激高生产”等等。这些政策，单纯从共产党过去的经济政策经验，是不可能设想的。这说明，赵紫阳的确有一套自己的、成体系的经济构想。

概括起来，赵紫阳的经济构想是：
1、改企业承包为下放权力，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权。但尚未触动企业产权。
2、改价格管制为放开价格。赵紫阳曾试图以“价格闯关”制造完全由市场定价的体制，因引起社会反弹而中止。但今天来看，我国可能90%以上的商品已经是市场定价。
3、改“以生产定需求”为刺激需求，鼓励高消费。但在当时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一度加剧了通胀。
4、改“引进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生产”为“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由上可见，赵紫阳在生产、流通、需求、外贸四个环节上，都明显采取着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措施。在领导中间，赵紫阳可能是第一个清楚地知道：改革开放的方面是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当时没有明确提出“建设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些遂成为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框架。我们怎样评价这个框架呢？

单纯从经济成就，如增长率、通胀率和就业率等方面看，赵紫阳主持经济的前期还是一个经济上非常不错的时期。但是，在86年以后，经济增长率放慢了，到89年，实际的增长率（扣除通胀）实际上是负增长。

支持赵紫阳的人，把这归咎于当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解释不无道理：在86年以前，通过引入外资、扩大出口，特别是乡镇企业开始兴起，这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期间，对国有（当时叫国营）企业适当放权让利，就较大促进了其积极性。好比一个过去捆得很死的人，现在松一松，活力便出来了。但是，到86年以后，此种活力已经释放殆尽。再要进一步提高经济活力，必然触及到企业产权、金融体制等“雷区”。赵紫阳在当时并无足够的权威，来挑战这些雷区。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觉得“施展不开”，促使赵紫阳在89年，作出了不明智的政治抉择，最终导致其下台。

支持赵紫阳的人还认为：如果当时邓小平强力支持赵紫阳，继续推进改革，例如产权、金融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在当时就动手，可能比现在容易得多。第一：当时就业压力没有现在那么重；第二：当时两极分化和腐败现在也没有现在这么重。

我却认为，持此论者把赵紫阳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假若当时赵紫阳有足够权威，他会做什么样的改革？我的看法是：从他一贯政策主张来判断，极可能是激进自由放任市场倾向的改革。换言之，赵紫阳如果给前苏联出主意，大概也是“休克疗法”。当时，由于没有前苏联及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前车之鉴，世界上相信激进休克跑步进入自由市场的“理论家”还不少，赵紫阳极可能会受他们影响。如果那样，或许，30年、40年之后，人们会说“改得对，改得好”，但在10年、20年之内——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内——恐怕中国更有可能是陷入持续的混乱和衰退。

我们没有必要苛求赵紫阳。赵紫阳可能是一个能够作战略构想的人，但并不是一个能够巧妙平衡各种政治利益的人，因此，恐怕并不适合作为主帅，来推动“社会转型”－－这样一个既浩大、又需要高度耐心和精密的斡旋技巧的工程。因此，赵紫阳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最终又被这个进程从政治舞台上甩出，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就是我对赵紫阳的改革开放版本的评价。

最后，在赵紫阳时期，和改革开放相联系，还发生了另一个社会现象－－不过，这一现象的产生，和赵紫阳本人及他的路线，都无必然联系。这就是腐败问题：在86年时，一些社会群众如工人等参与街头运动，我的亲身考察证明，当时他们并未激烈地提出反腐败问题。但是，仅仅3年之后，到89年，“反腐败”已经成为群众运动的一个核心口号。

腐败问题急剧恶化，其根子究竟是谁种下的？

当然有体制和制度的原因。但是，体制也是人建立的，特别地，体制转型的道路：先走哪一步，后走哪一步，是人选择的。如果一开始腐败不成风气，大家将来就可能选择少产生腐败的体制转型道路；而一旦腐败成风，并且主持选择体制转型道路的人当中就有不少腐败者，那么他们当然倾向选择更容易、更多产生腐败的转型道路。换句话说：在体制缺陷已经成形之后，体制缺陷是造成腐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产生这个缺陷之前，在最初的决策者作出最原始决策的时候，人的因素，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却对将来是否产生体制化腐败，起着决定的作用。

那么，种下第一粒豆的那个人是谁呢？

无论怎么“为尊者讳”，我却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人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先生。关于邓小平子女亲属如何卷入不法商业活动，有很多传闻。这些传闻未必完全可信。实际上，以邓小平当时在中国的地位，他的子女从商，本身就有极其巨大的资源可利用，并不需要经营任何非法活动。假若平空把几十亿元的资产交给我经营，我是不会傻到去干偷鸡摸狗、走私贩毒的营生的。我想邓小平的子女亲属们也不会。我的一些亲身经历，似乎也能证实我的这个看法（请恕这里不便透露）。

问题是：这个地位是怎么来的？没有人会把几十亿给我来经营，因为我（相对来说）还算是无权无势。因此，即使邓小平的亲属们在经商活动中的确象我说的这样，完全守法，但是，他们能够直接进入商界顶层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化权为钱的做法。这个责任当然不完全在邓小平个人，而且，也和邓小平的思想路线没有关系，和是否主张改革开放没有关系。事实上，这是当时中央一个“老干部”群体的集体行为。这个老干部群体中，包括了邓小平这样的相对“右”派，包括了陈云这样的温和“左”派，也包括了王震这样的极端“左”派。这些“老干部”的子女几乎都直接进入了商界最高层，有些的做法比邓小平系更为“大胆”。可见，腐败之源，是极端膨胀的权力，和“左”、“右”思想路线无关。 当时名义上的第一把手赵紫阳，对此如何看法呢？

以下是我听有关当事人讲来的、未经证实的消息：X机部部长向赵紫阳汇报邓小平的亲属的一些情况。赵紫阳听后沉吟有顷，说：“这个问题你向邓小平本人直接汇报吧。”如前所述，赵紫阳首先不是一个将道德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他或许并不从内心深处感到这种行为绝对无法接受。其次，他也的确没有足够的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局部看来，个别高级干部子女的腐败，无非是造成几亿、几十亿的国家损失，相对举国财富，只是九牛一毛。但是，这种行为会造成巨大的示范效应。特别在后来一些特定的历史因素作用下，最终，腐败成为各个干部层次中都泛滥成灾的现象，实际上，导致了整个官僚体制的半瘫痪－－到这一步，任何正确的政策，都可能被腐败官员们用来引向“歧误”的结果了！

《第三部分：赵紫阳时期的两极分化状况——保守势力回潮加剧了两极分化——邓小平的第二波改革再次加剧两极分化》
在赵紫阳时期，腐败已经造就了一批暴富。在深圳等经济特区，挖国有资产墙角的现象已经出现。但是，这些“非法暴富”的阶层，在当时人口比例中，还是少数。当时社会上比较常见的“富人”，主要还是小企业主、个体户乃至“倒爷”－－利用当时价格双轨制牟利者。这些人的财富多少有些“灰色”，许多有偷税漏税的劣迹，但总地来说，还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经营、在基本合法的框架内致富的。包括臭名昭著的“倒爷”，其利用价格双轨制也是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钻空子。因此，当时的富人虽然招来一些嫉妒，但群众对其很难说有仇视心理。

另一方面，此期间大量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主要是港、台资）的建立，为大量低技术的劳动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同时，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乡镇企业，这一“群众自发的创造”对提高农民收入有极大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和前一时期一样，农民平均收入的增长，仍然快于全国人均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当时两极分化现象虽已开始出现，但并不严重。我认为，相当程度上还属于邓小平预言过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两极分化，或称为“积极的两极分化”。换言之：在赵紫阳时代，腐败造成的“消极两极分化”，还处在一个和经济改革“赛跑”的阶段。如果当时继续推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有可能在腐败大规模蔓延之前，建立较为公正的市场秩序的。 但是，1989年后，政策发生了转变。

89年上任的新领导人，当时并无权力基础，不能主导政策。与此同时，89事件使邓小平自己的政治力量也有所损失。邓小平在89年前一度疏远了老一辈干部，但此时因自己接班人背离，不得不转而依靠老同事们。虽然在确定新接班人时，邓小平仍然寸步不让地选定了江泽民而否定了其他人选，但在89年以后的一两年中，邓小平本人在老同事们面前也保持低调。于是，这一两年的政策，实际是老同志们及其代言人主导。造成了一次所谓“保守势力”的回潮。也就是在那几年，通过一批毛泽东的前警卫、秘书们发表的回忆录，在中国社会掀起了80年代来的第一次“毛热”。无论毛热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宣扬具有高度个人魅力的毛泽东，无疑可以对个人魅力远不及毛泽东的邓小平，构成政治压力。不过，老同志们和邓小平并无根本冲突，也并不是特别地“左”。虽然当时也有个别极左派，叫嚷要彻底放弃改革，但真正有份量的几位老人，对邓小平虽然有所批评，但基本认同邓“改革开放”的主张。他们只是认为：前几年的改革走得过份“自由化”了，所以要“扭转改革的方向”而已。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要把改革扭回到邓在80年代初最早设想的那个方向。即：外资、国外技术还是要利用的，承包制还是要坚持的，甚至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些措施，包括股份化的一些试点工作，也并没有停顿。被扭转的，其实主要是赵紫阳的自由市场化的方向。主要是表现在两条：一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对私有经济包括乡镇企业进行了打压，特别是强行提前收回大量原先放给私营和乡镇企业的贷款；二是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加强了国家对物资和价格的控制，收回了部分定价权。尽管老同志们真诚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在“坚持社会主义”，但由于经济规律的无情作用，恰恰是这两年的“扭转”政策，反而大幅加快了前几年市场化进程中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具体来说就是：

1、在80年代末，中国私有经济虽然在赵紫阳的自由化政策鼓励下，极为活跃，也产生了一些惹人注目的“大款”，但是，其主体仍然是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小企业主，以及少量技术水平较低、生产经营粗放的中型企业，还有大量乡镇企业等等。9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王朔小说，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大款”形象，其实就是个体户“倒爷”而已。因此，当时的私有经济，实际上和公有经济并不构成直接竞争，而的确是处在“补充”的地位。大量小规模的私有经济起到了活跃市场的作用，也刺激着国有企业的生产和需求。

这些私营业主（以及乡镇企业经营者）虽然也不乏偷税漏税等非法致富，但基本上，还是经过了一个劳动、经营、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他们雇佣了大量公有经济不会雇佣的劳动力，吸纳了一些国有企业分流的人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缓了两极分化。
打击私有经济，重新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特别是强行收回大量原先放给私人企业、乡镇企业的贷款，首先是严重破坏了经济的活性，同时对国有企业又并不能起到直接的支持作用，反而使国有企业失去了一些客户和供应商。其次，这些措施挤垮了一批小企业，但往往并不能打击到企业主本人的财产，企业破产的损失很容易就被转嫁到雇工们身上－－失去工作，有时还损失部分拖欠工资。这恰恰使低收入阶层受到最大伤害。

2、收回部分定价权，同时又无法回到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果是加剧了前几年开始出现的“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大量滋生“倒爷”，是80年代末腐败的热点之一。赵紫阳曾试图以“价格闯关”取消双轨制，因过于激进而未成功，但其市场化方向还是可以肯定的。而收回对部分物资的控制，实际上，加剧了“自由市场”上物资的短缺，使得价格双轨制之间的差价更加明显，大大激发了“倒爷们”的热情——例如，倒卖钢材就是在9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

3、由于在收回重要物资定价权的同时，并未取消企业（主要是各级国营和集体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相反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有所扩大，因此，使企业出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企业一方面自主权大了，有了更强烈的盈利欲望，另一方面手脚又被原材料的价格管制而捆住。其结果，企业必然千方百计寻找“二渠道”上的物资供应，从而促进了一系列“影子市场”的空前繁荣，－－包括极大刺激了对走私物资的需求。

与此同时，和“老干部”群体们有关的两个政治因素，也加剧了中国社会陷入经济困境、走向两极分化的速度：

1、“老干部”们对89学生运动的基本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江泽民在2000年中回答美CBS提问时，个人第一次明确肯定“当时大多数学生的目的是民主和改革”。但是，89－91年期间把持政权的“老干部”们，却坚持认为：学生运动基本上是西方敌对势力煽动起来的。更重要的是，1989年北京市民广泛卷入了该事件，并发生了和政府激烈对抗的行为。这促使个别“老干部”们惊呼：工人也靠不住了（尽管在上海，江依靠工人纠察队成功地平定了骚乱），只有“枪杆子”靠得住了！恰好在那之后的一两年，部分国企开始出现下岗现象。当时，尽管下岗现象不如现在严重，但工人的反应远比现在激烈。据我个人的考察，在北京，最严重的工人和国有企业对抗事件，就是在90年代初发生。

这一切促使该“老干部”群体作出“稳定压倒一切”的错误政治判断。实际上，这个政治判断意味着，他们虽然口头上、主观上认为自己在“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实际上他们不自觉地把“人民群众”摆在了“对社会主义路线构成潜在威胁”的“敌人”的位置上了！于是，他们把群众对政府局部错误的正常抗议，一概看成是“破坏稳定”，一概可以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击。

正是在那几年“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鼓励下，各地方政府纷纷采取了严厉的“维持稳定”的政策。在1989年前，地方政权绝对不敢随便动用公安对待群众集体抗议，更不要说调动武警。而从那之后起，动用武力压制群众对苛捐杂税、地方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议活动，便成为家常便饭。这种体制化的暴力压迫，正是今天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正义难以得到伸张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其始作俑者，正是那个口口声声要“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老干部群体及其代言人。

2、“老干部”群体对腐败恶化同样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如前一部分所述，老干部们一方面加强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一方面他们对引进外资、扩大开放等可以带来“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东西，又并不反对，甚至趋之若鹜。典型例子如前面举过的陈云和王震。

综上所述：89－91年，由部分“老干部”所主导的、“扭转改革开放方向”的政策，由于发生了方向性的错误，不但未能矫正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现象如腐败、两极分化等，反而在损害经济活力的同时，更加剧了这些负面现象。

1992年，怀着对“老干部”群体政策的高度不满，邓小平踏上了南方之旅（此旅被一些自称“改革人士”称为“南巡”，似乎皇帝制度又回来了。）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强力推动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并对“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只字未提“公有制”问题。让许多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北京，江泽民迅速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江的这一行动充分证明了他是比胡耀邦、赵紫阳都更加复杂和明智的政治人物。

从那之后，直到1995年陈希同、周冠五倒台为止，江泽民基本是在忠实执行邓小平的意旨，本人仍然没有鲜明表露政治见解。这一期间实际上是自80年代初那几年以后，邓小平对实际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第二个时期（80年代中后期邓对实际经济政策过问并不多）。

但是，邓小平本人的不足，在这一期间又一次表现出来。邓小平对经济的思维，本质上受战争艺术影响甚深。在战争中，只要目标明确，就应下决心去夺取某个战略高地，为此付出多大牺牲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实际上有几分神似，都容易产生政策上的冲动。大跃进和文革，是毛泽东的冲动。而80年代初期的“洋跃进”，以及92年以后的“开发区热”，则是邓小平的冲动。

邓小平和毛泽东都对技术细节不感兴趣，而且越到晚年，随着体力的下降，两人都越来越只关心“大方向”。毛泽东晚年对数字的运用几乎是信口开河，随口一个5%就害得几百万人成为“右派”，谈到台湾时张嘴就说“一万年也不着急”。类似地，邓小平在南方之旅也顺口就是“一百年不动摇”、“大本本没有用”等等。

因此，邓小平在1992年，将改革开放的方向强行再次扭回到“市场经济”轨道上之后，只抛下一句“你们要搞快点”，就打马回程了－－但是这一次，再没有一个较懂“市场经济”、又擅长具体事务的人来替他完善并执行具体方案了。结果，1992－94年的经济，在一下子放开前两年的一些不合理限制之后，就成了脱疆的野马。经济增长率之高、通货膨胀率之奇高，都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记录。直到95年以后，较懂经济的朱镕基在当时已经巩固地位的江泽民强力支持下，才将经济一定程度上重新纳入正轨。

邓小平在92年影响最大的一个措施，或许就是：再次肯定了深圳特区的模式。我前面一再指出：邓小平对现代财政、现代金融、国际贸易等都知之不多，所以，在整个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中，唯一能算得上邓小平的发明创造的，恐怕就是“特区”。邓小平本人也从不掩饰他对自己这一发明的满意。邓小平92年讲话都选择在“特区”发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邓小平在92年再次推动市场化改革时，他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特区模式”在市场化中的角色。结果，客观上鼓励了各地一哄而起的“开发区热”。

“开发区热”把市场经济简化成了“批土地、减免税收”然后“招商引资”。这种庸俗化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基建投资的急剧膨胀和资金大量沉淀，其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恶果包括：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银行呆帐－－其中最后一点至今还是我们的负担。不但如此，“开发区热”还为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为“速成大款”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再一次严重地加剧了腐败和两极分化。只要拿到土地批文，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豪门，其暴富速度令此前所有“大款”都黯然失色。

何清莲女士在她的著作和各种作品中，主要抨击的就是这类两极分化现象－－不过，何女士受自己的经历和见识所限，没有看到这种两极分化，其实只是改革开放20年中两极分化发展进程的阶段之一。因此，何女士关于中国问题的立论，基本上是片面的。实际上，这一阶段在制造大款的同时，并未使低收入阶层状况恶化。因此，对这一阶段的恶果，既不可低估，也不必高估。而且，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新定义，以及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都是十分精辟和具有深远影响的。92年以后经济的高增长速度，也不完全是水分（扣除高通胀因素，92－94三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仍高达14.2% ）。这一阶段的特征，其实是“相对两极分化”。

《第四部分：邓小平后时期》
95年以后，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真正全面地主导了国家。但是，他面临的已经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利益矛盾错综多样的中国社会。加上他本人的背景，使得他实际上已经没有特别多可供选择的政策余地。

要详细展开这个话题，不能不讨论现任领导人。 尽管许多人士试图把江泽民描绘成另一个独裁者，但实际上，江泽民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个性相对温和，相对能够容忍异端意见，而且敏于接受新观点。对西方的文明、文化和价值观尤其有浓厚的兴趣。

在他的政权下，相当左（如《中流》）和相当右（如曹思源当面向他呈交《人间正道私有化》）、相当好战（如《中国可以说不》）和相当妥协（如“消消气”之类说法）的观点，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存在、讨论和辩论。我个人以为，这种宽容虽然还十分有限，但对不同观点碰撞以制定中国未来方向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江泽民的思想活跃和相对开放，也是公认的。克林顿曾称赞开明，我以为并非阿谀。他在对外发表观点时，经常表露出其开放的一面。如去年接受CBS的采访、今年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另一个例子是他去年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英文），其中对中华文化的缺陷、对其未能孕育出现代科技的原因，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反思。这说明，他背诵林肯语录等绝非有口无心，而是的确认同西方价值观的某些方面－－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许多“民主派”对江泽民认为“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必定天下大乱”感到愤怒，其实，这是中国大多数共产党人和相当部分（或许有三分之一吧）普通老百姓都持有的观点，并非江泽民本人的固执之见。

江泽民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他具有政治上的多重性。他比胡耀邦、赵紫阳都更善于在不同势力之间斡旋，把握巧妙的政治平衡。江泽民的这种能力颇为内敛，远超出他外在表现－－他的外在表现往往却有些“显派”，如吹拉弹唱之类－－因此，许多政治分析家当初都曾错误地估计：江泽民无能力在邓小平后时代巩固权力。当然，这些“分析家”们如今只能满地寻找眼镜碎片了。

我对江泽民的总评是：他显然不是中共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领导人，但他的上述优点，却使他成为了目前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也许是最合适的领导人。但是，江泽民也有一些自己的局限。最突出的我以为有两点：

1、客观局限。主要是权力基础。“后来居上”的江泽民，一直不拥有高度个人权威。通过努力，目前在控制中央一级官僚体系（中央和部委）上已无问题，但地方省一级就不甚得力，再往下就更不用说了。至于军队，更有疑问。目前中国很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近似割据的地方势力。个人权力弱化本来不是坏事，它有利于形成分权制衡的“集体领导”格局。但是，个人权力弱化如果造成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弱化，造成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军队的号令不畅，则并不是好事。

2、主观局限。他虽善于接受了各种新观念之后，但似乎不善于将其融汇一体，贯通为完整的治国纲领。因此，在采取行动时，显得章法不够，有时摇摆不定。因此，他强力推进的往往是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而对大的战略，大的社会转型方案，很少能够下决心强力推行。

在谈了江泽民之后，我们就不能不谈一下另一个人：朱镕基。

很多人包括“民主派”，对朱镕基大加赞赏。我也承认，朱镕基的个人观点的确有比江泽民更为开明之处，而朱镕基的道德操守也是有口皆碑。但是，评价政治领袖，主要看的并不是个人学识和操守。毛泽东基本上是两袖清风，但要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贡献，他作为领导人显然要排在邓小平之后。对朱镕基的政策评价，集中在两点：第一，他是民主派，还是专制派？第二，他是市场经济派，还是计划经济派？我要说的是：对这两点，多数人的看法都是错的。我的答案是：

1、朱镕基是典型的开明专制派，绝不是民主派。朱镕基赞成怀柔政策，十分反感对群众运动进行压制，但那更多只是一种开明君主对子民的关心心理。换句话说，朱镕基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来取代他“为人民服务”。我特别要指出的是：朱镕基的开明形象，一多半是通过媒体尤其是港台媒体树立起来的。这不过说明朱镕基有高度公关技巧而已。

朱镕基行事作风的独断专行，在大陆特别是知识智囊层和政府内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例如：朱镕基1998年推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期间，就下令不允许报刊发表任何不同的讨论意见。省部级领导经常抱怨遭到朱镕基的当面申斥。假若朱镕基的政策真地明智，则他个人独断专行倒也不完全是坏事。可惜，朱镕基的政策能力，也颇让人怀疑。这就涉及到第二点评价。

2、朱镕基有市场经济之名，无市场经济之实。其骨子里有很深的中央集权思想。朱镕基上台后推行的首件大事，就是政府机构改革，大幅度缩减了机构和公务员数目。此举曾被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欢呼为“走向小政府之路”。其实，仔细分析朱镕基的改革方案，明显是在加强中央集权而非缩减权力。这里的关键在于：小政府是指决策权力缩减，而非执行权力缩减，更不是单纯的人员缩减。要说人员，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数目比我国政府庞大得多，人家仍然是小政府。

详细分析这个问题是公共政策课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简单说就是：中国政府的主要问题，不是官员太多，而是掌握的决策权力过多，须知真正的文官行政体系主要是执行政策，本身没有多少决策权力。朱镕基的改革，在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同时，丝毫没有减少政府的决策权力，只是下放了部分执行权力（这从公共政策角度看恰恰是错的），因此，事实上是将决策权力更集中到了少数部门和个人手中，导致的是更加严重的中央集权。顺便说一下：朱镕基拍拍脑袋就要求将公务员数目减少“一半”，这个数字难道经过了任何科学、合理的论证吗？

朱镕基的其他政策表现，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计划经济思路。如“保8”（力保1999年国民经济增长率达到8％，不知他老人家又是怎么拍脑袋拍出的这个数字）；如事前遭到无数批评、事后证明弊大于利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如跨大区银行分行的设置……都是典型的集权做法。

我对朱镕基的实际能力的评价，从他上台初就一直不高，现在更低。回头来看，朱镕基这几年总理，政绩的确乏善可陈。唯一可圈点的是加入WTO，就这还是前任早就定下的路线。

对领导人发了这么多不恭之论，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看看邓小平后时期中国社会的新发展状况。由于新一代领导人的上述主客观背景因素制约，95年以后的国家政策，表现出如下特点：

从积极方面来讲，这一时期政策比较稳妥，没有大的方向上的摇摆。基调是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型，同国际经济接轨（金融改革，国企股份化，加入WTO等）。甚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有所前进（村民自治，人大地位有所加强）。基本的经济和政策环境给人稳定感，这对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

对各种社会矛盾，也能基本顺应民意进行处理。如针对下岗问题，采取了不少加强社会保障的措施；针对腐败问题，抓了一批典型大案要案；针对农民负担问题，颁行了一系列减负的法令。给人感觉：群众的呼声还是能得到回应的。故社会有动荡，却一直未形成大的动乱气氛。

但是，从消极方面来讲，此时期政策给人“就事论事”的感觉。社会深层的一些矛盾，没有正面解决，却是回避、拖延，不得已时则采取一些缓和表面症状的措施。甚至一些看上去很有力度的“大动作”，其象征意义也远大于实际内涵。这方面典型例子是前面说过的“机构精简”。至于国企扭困等，亦是如此。

总的来看，这时期的政策，的确给人平淡的感觉。与此同时，腐败和两极分化现象的根源都没有解决。尽管没有急剧恶化，但腐败势力却不断利用一个又一个新政策出台的机会，稳定地、前仆后继地推进着促使中国社会“腐败化”甚至可以说是“黑社会化”的速度。在这方面一个极具有象征意义、又能让许多人感同身受的类比实例，就是色情业。色情业在中国从无到有地“崛起”，固然是95年以前。但95年以后，虽然一次次扫黄打非，色情业却同样“稳步”地扩散，终于已经大半公开、合法地占领了中国绝大多数地区。

江泽民、朱镕基也试图采取措施，抑制此种“缓慢发酵”，或者说，此种稳定扩散的、“体制化”的腐败。但是，如上所述，由于缺乏足够的远见、能力、权力基础甚至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应对措施都是局部、片面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局部片面的措施只是把腐败从一扇门引向另一扇门，有时甚至使情况变得更糟。

一个典型实例是前面说过的，朱镕基的重新进行粮食统购的政策。朱镕基此措施固然有加强粮食战略储备的意义，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试图通过强力的、购销分明的政策，维护农民权益，打击粮食系统触目惊心的“粮耗子”。但是，实际实行新政策的结果如何呢？粮食系统轻而易举将风险转嫁给农民，受最大打击的恰恰是农民，使近年来农民实际收入和相对收入都下降了！而粮食系统内部的腐败现象，没有证据不好下结论，但从各种间接证据看，我十分怀疑其是否有一丝一毫的减少。

迟早有一天，这种缓缓发酵的过程将产生足够的压力，迫使社会进入新一轮的急剧变革。现在的领导人虽然凭借政治技巧和管理能力将急剧变革的压力推迟了，却没有解决根本－－这或许将是下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五部分：胡锦涛之谜试解－－一个没有思想武器的时代》
那么，中国下一代领导人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拖延不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发展”被邓小平称为“硬道理”，但中国在保持了连续24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之后，没有理由、也越来越难把连续增长的视为首要目标。如果把中国未来发展的赌注压在经济会持续增长上，犹如希望通过永远保持高速骑行，使一辆独轮车不至于翻倒一样。是十分危险的。不要说国内的各种经济关系不可能一直保持顺畅，即使国内无问题，也有可能发生世界性、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如果如此，届时已经加入WTO的中国，躲过衰退的可能性极小极小。

因此，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两极分化基本上还是“相对两极分化”，但一旦经济持续增长的好运终结，相对两极分化就会迅速转为绝对两极分化。为避免这种灾难，必须在未来3－8年内，把“社会公正”问题，作为发展过程中须解决的最大问题。8年或许已经是我们有把握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长时期。如果不出意外，这也将是中国的胡时期。

在所有的政治分析文章中，胡锦涛的政治观点都是一个谜团。从此人的行为和以往政绩看，他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非常持重不加表露而已。因此，这也引来了对他今后种种政策发展的猜测，如他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是“中国的普京”等等。在我看来，这些猜测大都是无稽之谈。

一个基本前提是：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受他的成长经历、环境和历史进程制约的。你不可能想象今天美国出现一个公开宣扬无神论的总统。你也不可能想象共青团出身的胡锦涛，其内心认识和任何其他的共青团干部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有的话，他早被这个体制淘汰出局了，现在可能是胡董事长、胡总经理、胡会长，绝对不会是胡副主席。他必然有一些底线，这些底线就是：

1、不可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即使会对其继续进行“发展”，也不可能是革命性质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位团干部有自己真正的独立创新思想，那样的人是忍受不了在团的工作会议上发言的。胡锦涛从其表现看，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但决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即使面临一些新的情况，需要出现新的政策，他也必定会用“团干部宣传”的标准官方语言将其包装起来，如同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等官方语言包装“共产党要成为执政党”的政策一样。受其语言和思维工具所限，胡锦涛将来在理论创新上的成就，不可能太大。

2、不可能放弃共产党一党领导，即使在党内民主上也只会有一些小幅度的进步。团本来就是党的嫡系子弟，团系的势力就从团到党的升迁路线。从这个路线出来的人，对共产党一党领导的“感情”（可以解读为“感激之情”）要比从地方路线上来的人更为深厚。这就象蒋经国、郝柏村这个系列的人，不可能终结国民党一党领导一样。因此，中国的一党领导或许会在某个党内出来的领导人手中终结，但很难想象会是在一个团干部手上。

3、不可能放弃精英路线（团干部本身就是“精英”），因此不可能和保守“左派”即主张“以工农利益为最大利益”者合流。虽然“保守左派”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代表工农”，但至少他们还是整天把代表工农挂在口头上，而对一位团干部来说，你让他把这挂在口头上都难。相反，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对团干部来说，要容易得多。

4、不可能真正控制军队，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地方势力。由于做不到这两点，胡锦涛不可能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来消灭腐败现象。在锦涛胡时代，腐败仍然会是普遍的。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胡锦涛必定会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继续挂在嘴上，作为理论教条。因此，主张限制两极分化的言论，会在胡锦涛时代继续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而为富人辩护的言论多少会继续感到理短。一些限制两极分化的具体措施，如遗产税等，有可能得到通过。但是，胡锦涛对穷人很难有真正的感情。下去考察时，或许会流几次眼泪，回到办公室后想的又将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洪流”。些许小民的苦痛，在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眼里，何足道哉？

第二：由于不放弃共产党一党领导，同时无力消除腐败，使得非法暴富阶层将继续存在，并有发展壮大的倾向。但是，胡式一党领导将更多走和知识精英结合的路线，而不是和太子党结合的路线。知识精英虽然不能代表真正的社会底层，但对暴富阶层也具有天然的反对倾向。而且，胡锦涛对一党领导的感情，将促使他千方百计维持党政权的持续存在，为此必须打击对党的统治构成威胁的腐败现象。由此，腐败和非法暴富阶层将和今天一样，主要在中央权力不能及的灰色和黑色领域横行，在阳光下仍然可以保持一片至少是表面上“稳定”的社会。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胡锦涛不受到来自外部的其他压力，那么在他的时代，中国的两极分化仍将继续缓慢发酵，并极可能在经济衰退时转化为恶性两极分化。

如果是这样，则我们只能祈祷：中国有一个好的外部经济环境；胡锦涛有一个得力的经济助手－－使得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两极分化不至于演变为恶性。但是不能有其他的办法吗？不能给胡锦涛来一点“外部的其他压力”吗？一个最有可能的方案就是：来点社会运动的压力。

不过，要形成一个社会运动，必须抛出相应的思想武器。只有这个思想被社会广泛接受，社会运动才能成形。我们有哪些思想武器可以借用呢？我想先讨论三种：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

1、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来无疑是反对两极分化的最有力武器。可惜，在中国的现实下，社会主义早被官方版本弄得不伦不类。官方版本的社会主义理论，由于无法解释甚至官方自己的许多措施，因此早已在民间丧失了信用，难以形成社会运动。另一方面，由于官方宣布自己的社会主义版本为唯一正确版本，不会允许任何其他的社会主义版本和它竞争，因此，利用社会主义思想来发起反对两极分化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已经是此路不通。

2、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倒是容易引起社会共鸣。遗憾的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救亡意味太重，有浓厚的极右倾向，其倾向不会是消除、反而将是加强两极分化。中国的多数民族主义者会认为：为了“民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比如：多数民族主义者会赞成为了统一台湾而死掉几百万普通中国人。当普通中国人的生命被民族主义者视为草芥的时候，这样的民族主义决不会把普通老百姓的福利摆在首位。我相信，如果有一笔钱可以用于：
（1）在中国广大农村修建基础设施，提高广大农民的福利；
（2）大幅度增加中国的军费开支。
多数民族主义者会选择后一方案。特别地，权势阶层更容易利用民族主义的口号为自己谋利益，例如打着民族工业的旗号要求保护等等。

3、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本来也有消除两极分化的作用。然而，中国的民主主义，已经可悲地蜕化为所谓“自由主义”（他们污没了“自由主义”这个本来有民权思想的词汇），更接近于不干预的无政府主义。如果这样的民主主义得势，中国大概会象俄罗斯或拉美国家那样，陷入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局面。

至此，我们似乎已遇到了死结。

《第六部分：结语（上）》
通往未来之路总是过去足迹的延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化那么大篇幅，去回顾中国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历史，去分析其中，究竟哪些因素造成了两极分化现象。

回顾中，我们不难得到一个极其有启发性的结论：在制造两极分化这一点上，“保守”的势力，和“改革”的势力，居然惊人“默契”的进行了合作。变幻的城头大旗下，老百姓忽然发现吃亏的总是自己。（我特意没有用通常用的“左派”、“右派”的说法，因为这两派的观点，和真正的左派、右派的应有立场，都相去甚远。）

“保守”派以“防止走上邪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更多的中央极权，以便他们来“坚持正确的导向”。但是，当真正掌权之后，他们首先解决的，永远是自己及子孙后代如何能够坐稳江山的问题。特别地，他们对人民的意愿肆意扭曲，肆意用一种歪曲过的“主义”粗暴代替人民的独立思考，从而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制造着普遍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

“改革”派则以搞活经济为由，以国家机器为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征调和重新分配。但是，广大群众对这一“重组”过程，却缺乏基本的发言权。这一派声称：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是，一旦发生试错了的现象，交学费的永远是人民群众。最重要的是：所谓改革派，在一度面对来自人民的抗议和挑战时，便毫不迟疑地和保守派结盟，对底层人民的运动进行弹压。

秘密是：两派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只是对同一权力、同一国家机器，主张用不同的方式去运用。一派要运用这个权力，去推行他们的政治狂想；另一派则要利用这个权力，去推行他们的经济狂想。当权力在两种狂想间争夺、被反复滥用之后，夹在中间的群众，必然就反复遭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剥夺。

解决社会不公的真正方案，必须是把一切必要的权力归还给老百姓自己。只有人民，才是保障人民自身利益的唯一可靠代表。腐败、社会压迫、合法的体制化的社会掠夺（也就是“剥削”），所有这一切造成社会不公的因素，其根本原因，都是“体制”的权力过大过滥！简而言之：中国需要大力伸张民权！

民权既包括政治权力，也包括经济权力。既包括在政府面前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力，也包括在资本面前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力。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迫切需要解决的民权实例包括：
1，个人工作权利，如：取消不平等的、户口歧视的就业制度，取消束缚性、压迫性的人事档案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2，个人创业权利。如：取消对个体资本、小私有者的歧视，取消对大资本、大行业垄断者以及国外资本的“优惠”政策。反对化公为私、造成非法大资本的“私有化”，相反要大力鼓吹资产属于人民、属于合法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私有制”；
3，在公共权力面前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如：一切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都应加以反对，包括对农村地区的歧视性税收政策，对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歧视性税收政策。
3，个人参政权。如：扩大基层选举的范围，提高其层次。
4，最重要的，个人必须有保护自己合法利益不受公共权力侵害的权利，为此必须明确公民的、不可侵犯和剥夺的基本政治自由，包括言论、信仰、集会、抗议和组织独立工会、农会的自由。只有当沉默的大多数能够合法地组织起来，同有权势的少数进行斗争，才有消除两极分化等社会不公现象的可能。除此，别无它途。

民权问题不解决，单纯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单纯的民主化，只会使权力在不同党派间倒手，并不能保障任何党派会自动为人民服务。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解决问题，例如，单纯的私有化，只会强化资本权力，使群众作为普通工作者、消费者乃至小企业主，在经济上遭到打击。

我这里丝毫不是说，民主制度或者市场经济不重要。不，它们都十分重要，都是现代社会应当追求的目标。但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本身都只是一种粗朴的规则，其应用到现实社会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变种。如果人民群众没有足够民权，则，民主体制和市场体制产生邪恶变种的可能性都将大大增加。

更重要的是：无论民主制或市场经济体制，都属于社会规范体制或统治体制。纵观人类历史，这样的社会体制，其设计和实施的权力，从来都是掌握在少数精英者手中的。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或法律，是真正由人民来起草的。美国宪法不是，俄罗斯的不是，中国的也不可能是。

群众唯一能够自己主导、能够不被精英化的政治运动，只能是民权运动－－也就是说，争取自己的日常的、点滴权力的运动，争取使更多的个人权力高于政府公共权力、不受任何政府公权侵犯。而且，民权运动不需要人民去改造社会体制，不要求一定以某种制度（如多党制）为前提，因此也是最可行的群众运动。

增进民权，可能正是中国人民群众的当务之急－－也是一个有责任、有远见的下一代中国有志者，应当赋予自己的天职。

兩個樂隊同時排練，白天在我家，晚上在錄音棚。我們有很多問題，我們沒有什麼經驗。每次演出完聽錄音都羞愧難當，除了排練排練再排練之外，我找不到什麼更好的辦法。本來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就少，加上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留住人太難了。怎麼辦，不能不弄。只有找啊找試啊試。

改變固然很難，可如果遇到問題不去努力，那問題永遠是問題。人生每天都是現場，沒有排練沒有調音。我得提起精神，從噁心裡尋找快樂，我得更加努力，從絕望中慢慢脫皮。每個人都在忙忙碌碌，每個人都怨氣沖天。是我固執還是走投無路，是我挑剔還是一無所知。沒事，好歹還沒有放棄。這個巨大的城堡裡有很多房間，兔子和蜘蛛都在微笑，燈光會暗，音樂會停，我要把自己當作煙灰缸，看著我和周圍的一切。頂住，李志先生。

定價永遠是痛苦的事情，我曾經寫過價值和價格的文章，現在不打算改變這些觀點。

此次巡演分三種票價：100，150和120。100的理由已經說過，這裡不重複了。150的原因是一直在計劃帶跨年的兩套樂隊班底去北京上海。遲遲沒有公佈是因為第二套班底部分成員沒有檔期，我們一直在找新的樂手替補，並且排練磨合。所以，直到今天，我不能完全確定他們一定會參加。另外就是上海和北京的消費水平本來就略高。

至於城市情感方面：以前我認為我最討厭的城市是上海，很多年之後，尤其是近幾年在老遲的循循教誨以及我個人的觀察之後，我改變了這個觀點。即，上海非但不是最糟糕的城市，其實它比其他地方要優秀，尤其是膠州路火災發生之後。

我也想過我觀點的形成和改變的原因。不得不說，在很多方面，我很狹隘。而更深層次的事情目前並不清楚。我們都知道人不應該趨炎附勢，也不應該為了特立獨行而固執。我想我只能為我的觀點的誠實負責，而它的對錯究竟誰說的清呢？

我覺得自己老了。哪裡都一個樣，南京隨時可以離開。好在不管如何，我還有解釋和沉默的權利。

你们都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一点事。”—— 张育英（1928-2012）

一
2012年1月24日，北京时间13:15我母亲张育英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1月24日（星期二），美国西部时间晚上，我预订了去北京的往返机票。行程是：1月28日（星期六）从旧金山启程；2月4日（星期六）返回。

因为用了10年的美国护照2011年过期了，1月25日（星期三），我办理了新的美国护照，当日取。1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办理特别加急签证，当日取；除申请表外，无需任何其他文件，只是新老护照和照片，费用$170。

1月29日（星期日），抵达北京，我和弟弟一家住在我母亲的老单元。

1月30日（星期一），北京早晨有小雪，天气寒冷。上午9点多，我们在医院为母亲举办了告别仪式，有很多我母亲的老朋友也前来送别。他们都是80岁的老人了，这么冷的天，还是来了。姐姐、我和弟弟准备过几天去看望几位我母亲的挚友。下午一点多，在八宝山取出我母亲的骨灰，准备来日办好手续后，将我母亲与父亲合葬。大约3点回到家中。

我一直在想，每个人都有母亲，我刚刚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当然希望母亲们能够健康、长寿。中国最著名的母亲就是“天安门母亲”了，我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师。她的儿子不能陪伴她已经很久了，我希望把晚辈的安慰和爱带去。

我个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人权、承认普世价值观的人，总是对人性的光辉赞赏有加。平时，为人行事也是尽量公开。

1月31日（星期二），我们去看望我的姨母，待了很久。也给丁老师家打了电话，约好第二天下午3点去看望。

2月1日（星期三），和弟弟一家中午在外面吃饭，要了一碗牛肉面，挺香的。下午一点多，去一个鲜花店买了一束鲜花。不到两点钟，乘出租车去丁老师家。在车里我还想：来早了，会不会影响丁老师休息？快到丁老师家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帮司机问路。路上并不拥挤，2:20左右就到了。

二
见到丁老师家的小区了！我付钱，手捧鲜花，背着一个蓝色的小包，下了出租车。下车前看了一下出租车上的表：2:20pm（2月1日，星期三）。外面有阳光，但空气污染较重，像下了雾一样，阳光并不刺眼。人行便道离马路边有几米的距离，我走着找丁老师家小区的入口。路上没什么行人，路边停着一些汽车。忽然，过来了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
陌生人：你是葛洵吗？
葛：我是，有什么事？
陌生人：过来一下，问你一点事。
葛：对不起，我现在没空。

他开始用手拉住我，又过来两个男人，使劲推我到路边的一辆浅棕色的车（第二天，去机场也是这辆车，本田雅阁；第二天我看到了车牌，P-CA106）。这辆车右边的两个门都开着，副驾驶门前站着一个女的。这时，我已经意识到有麻烦了。我在美国和中国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不知道怎么办。想起网上看来的，要求看证件。我并没有用力挣扎，也没高声呼喊，只是说：我就看一看丁老师，怎么会这样。他们一直说：配合一点，配合一点，不要乱动，对你不利。但推得很厉害。我说：我得看看你的证件。第一个陌生人：一会儿给你看。我要求给家人和美国使馆打电话，被告知：现在不行。我被推坐在后排座位上，还一直要求看证件。第一个陌生男从兜里拿出一个本，打开让我看：国安，王杰。当时我这样想：出示了证件，说明还有诚信，我们可以以诚相待。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害的我不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跟他们快说完，快走，丁老师还在等我；而且在后来的整个过程中，还一直这样想。这个想法更糟糕。我问：你们为什么控制我？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必须配合。

我被推入车后，强迫我坐在后排中间，左右两边都有人。看到前排中间收音机上放着我和盛雪的一个合影。这张照片在她的博客里我见过，是她2011年秋天对我做一个采访时拍的。车开始走。这时，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不想给他们，王最后从我的右裤兜中把我的手机强行拿走了，我提出抗议。手机是跟我弟弟借的，我都不太会用。路不是很远，我在车上一直反复自言自语，就一句话：怎么可以这样？我只是去看看丁老师。

车先进了一个院子，刚停下又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进了另一个三面环楼围着的院子。

王：下车吧。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
王：我们单位。

之后，进了一个楼。从楼梯上了二楼，楼道里没有人，像是一个简易的旅馆。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长三人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一个长茶几，一个老式的电视。后来知道，有一个套间，浴室在套间最里面。

我出门一般都把证件带在身上。进屋后，我问他们带我到这里干什么，王说是传讯。我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向他们提出抗议。我要求他们出示法律文件，他们说一会儿给我看，后来证明这是谎言，自始至终就没给我看过任何文字的传唤证。要我交出所有的东西：包，包里有相机和一个录音笔；新旧两本护照；钱包，钱包里有我的美国驾照、信用卡、不少人民币和美元，还有朋友给我留的联系方式，都是小纸条写的。因为有不少钱，钱包里装不下，就拿出来一部分放在一个信封里，信封里有￥3000和$500。东西都被拿走了，说是一会儿还给我。这时候我想：快完事，快走，人家丁老师还在等我哪。

后来知道，整个过程中主要有5个人物我见过：王杰是主要问话的人，重要的事情他都在场，我只看过他一个人的证件。胖司机，只是开车的时候才出现，也帮助他们在车外控制我，只会说一句话：这么大岁数了。女记录员，后来说是姓普，个不高，瘦瘦的，像是30岁左右，什么事情都记下来，问话中她反复催促。一个高个子男的，像不到40，眼睛不大，名字不知道，他是后来主要打我的人，就叫暴力男吧。一个小个子，眼睛挺大，后来我问他，说是姓高。对面还有一个房间，他们出来进去时我看到，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像是他们的指挥部。我身边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大多数的时间是4个人，他们经常轮换着出去，可能是去汇报或吃东西。我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不能关门。

我还在要求给丁老师、给家里、给美国使馆打电话，他们没允许。我被强制坐在里边的小沙发上。问话开始了，不是很正式的样子，只是看到记录员在写。“你这次回来干什么？”我说是给母亲奔丧的，丧事办完了，现在走亲访友。一个事问好半天，我心里着急，想赶紧完，我就能走了。“为什么去看丁老师？”我问为什么不能。丁老师是一个有自由的人，不是有罪的人，在我心目中她是良知，是一位我尊敬的人道主义者，我视丁老师为我慈祥的长辈。我当然要去看看她，尤其是在我失去母亲之后，这种愿望特别强烈。

开始问“全美学自联”。“全美学自联”的全称是“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是1989年6•4后在美国成立的学生组织。我参加了在芝加哥的成立大会。在 1990年12月，我曾经受“全美学自联”的委托到北京要求旁听“王军涛案”和“陈子明案”，在北京待了8天半。当时，国际媒体有一些报道，ABC曾选我为“本周人物”(Person of the Week)，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极度关注。那时候闯关回去后，我可能就上了名单了。1991-1992年，我担任过“全美学自联”理事会的主席。 1994年后，我因为自己生活上的事，减少了这方面的参与，直到2009年7月份，又重新找到了老朋友们。中国政府从来没把“全美学自联”定义成所谓的 “民运组织”，我个人也不是什么政治人物。1997年底，我回国探望家人，国安找过我，谈了很久。实际上，都是他们给我介绍“全美学自联”当时的状况，那时候，谁是主席我都不知道了。后来又回去过几次，没事。

下面就问我是受谁指派来采访的，当然没人派我来。我的录音笔和相机中有很多东西没删除，主要是近期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我自己是一个开放的人，社会活动从来不保密，也不从事地下工作。里面的内容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为滕彪、江天勇颁发“杰出人士奖”的内容；廖亦武来旧金山湾区新书发布会和盛雪请他和别的朋友吃饭；做“自由荔蕻”博客网站时对别人的谈话；收集“墨镜•肖像”的照片和留言；后来我发起“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谈话和照片等等。其中有一小段录音是我向盛雪请教如何剪接音频的，那是为了做 “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用的。他们非得说我是盛雪派来的，让我必须把我怎么认识盛雪的过程说一遍。

说完后，我问他们完了没有，结果还没完。怎么这么长啊？

下面开始问我钱的事：你哪来那么多人民币？要给丁子霖多少钱？谁的钱？谁派你来送？你来北京谁给你报销？谁报销？我答：我太太报销行不？钱都是我自己的，家人给的，我也带回来一些。没决定捐，就是捐的话，多少也没确定，就是捐也不是捐给丁老师个人，是给“天安门母亲”，没有任何人派我来，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个人从来不号召给我或我热衷的活动捐款，我每年自己捐一些而已。这个钱的事翻来覆去说了半天，好像永远也问不完。最后，非得逼迫我说那个信封里的钱是准备捐的。我跟他们说：这可是你们强迫我说的，不是我的原意。费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完，我开始着急。我说：这样吧，我用人格来做个保证。王说：写下来。我这样说：钱都是我的，没人派我来送钱，也不知道会不会捐。他们明显不满意，非要我写下信封里的钱是捐款，不然，没完。我照着他们的意思写了。还让我签名、按手印。好久没按过手印了，有点儿好玩儿。

三
你为什么从 2009年以后又重新开始这些活动？”我说是重返沙场，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幅度恶化，而且恶化的程度越来越强。”那你6•4二十周年时怎么没出现？” “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后来‘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为成立二十周年聚会，我就回来了。朋友们还挺高兴，说葛洵又回来了。再观察了一下，人权的状况怎么变得这么糟糕啦，不行，我得干点儿什么。”我跟他们讲：我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关心整体“自由度”，最在意的是人道主义和基本人权。你们愿意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给我加上“民运人士”等等标签也随你们便，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结果讨论半天这个事。

你都加入了什么组织？”“‘全美学自联’，这个刚才都说的很多了。”“没问你这个，还有什么组织？是不是还有跟海外藏人有关的？”我忽然意识到，他们在问我“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事。和我平时做的一切其它事一样，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实际上我们还做新闻发布，生怕别人不知道。“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英语名称是：Bay Area Chinese and Tibetan Friendship (BACTF)，我担任秘书。2010年，我参加的时候，它已经有了，只不过很年轻。后来改选，我才志愿担任了职位。“你为什么参加这个？主席是谁？都干什么？”“我是因为关心西藏的人权状况、要了解藏人独特的文化才参加的。其他的信息在‘湾区汉藏友好协会’新闻发布上都有，主席是一位美籍藏人妇女，全名我不记得，大家都叫她 Tsering，很温和、甚至于腼腆的人。活动都是一些文化交流，每年秋天有‘西藏日’(Tibet Day)，连续两年我都去了。BACTF也是合办者。他们的沙画特别棒，几位喇嘛当场做一天，活动结束时，拜完佛，把沙分给大家。我还买过尊者达赖喇嘛的画册，平时放在家里，常看看。我个人主张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赞同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没有支持过‘西藏独立’，但很关注藏人人权问题，也向海外的藏人谈论我作为一个汉人的真实感受。后来，BACTF的活动不多，我自己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人权个案上了，也就是‘捞人’，我实在没时间，这方面的活动减少了。就这样。”

那这个‘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是怎么回事？是你发起的吧？都谁参加？花了多少钱？谁给的？……”“是我发起的，不需要钱，也没人给。公共平台。志愿者我不认识，网友……”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没有表，也不知道时间，但知道开始进入深夜。王：挺晚的了，给家人打个电话吧。把手机递给我。只能说一句话：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没事，别担心之类的。我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就打了。电话打到我弟弟手机上。说的就这些，我弟弟明显担心我的安全，还想再问点儿什么，我对弟弟讲：过二三十分钟打回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就挂了。手机马上被拿走了。后来弟弟讲，他正在试图通知美国使馆，被我的电话中断。我现在想，弟弟的通讯一定也被监控了。监控就监控吧，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过了二三十分钟，又让我打电话，说：太晚了，有地方住，不回去了，明天早上见。

四
又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事。“志愿者哪来的？都是谁？怎么联系？你怎么领导他们？”我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转载有关陈光诚的报道，把这些集中在一个地方，中英文都有，目前没有什么原创和首发，以后会考虑。目的就是呼吁还陈光诚名副其实的自由，希望社会各界关注他和他的家人。编辑都是我在推特上邀请来的，我不是领导，志愿者爱干嘛就干嘛，没组织，也不用联系，见到有关陈光诚的报道，发博文就行了，也没人审查稿件，就是一个公共平台，只要是呼吁‘自由光诚’谁爱用都行。”“那不行，一个网站怎么能没组织呐？怎么不花钱呐？没领导？不可能。”“真的没领导，爱信不信。”我心里想：“都什么年代了？争取自由用领导吗？何况我个人可能成为合格的领导吗？连一个班长都当不了。”

那行，你把谁参与都说出来，你怎么找到他们的？”“就在推特上，我读一下推友的推文，要一个电邮地址，看靠谱，就发邀请。没什么可说的。要不，我教你们怎么弄博客网站吧，你们想说什么也说出来，别老憋着，在暗地里收拾人。咱们在公开的场合讨论，行不？”

你不是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志愿者都是你在推特上找来的吗？你把你推特的帐号和密码告诉我们。”“不行，那是我的个人隐私，不能告诉你们。”“你必须得告诉我们。”现在，家长都不能随便看孩子的日记了，何况，我是一个成人。我在想：其实，推特的内容几乎都是公开的，他们看了也没什么，我只担心两件事，第一，我怕他们用我推特的帐号发链接去钓鱼，这个是我最在意的。第二，里面有一些私信。“我们要什么你就必须给，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你站到那边去，好好想想。”我没站起来，也没回答。“你是不是非得要我们武力解决哪？”“我本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相信非暴力的人，不会还手也不会反抗，但我对你们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这时候，暴力男从对面骂骂咧咧地朝我坐的小沙发走来，王开始揪我的夹克棉袄。暴力男上来就给我一拳，我一抬左胳膊，打在我的左臂上。我马上用双手抱住头，之后，暴力男一拳接一拳打过来，不打别的地方，专门打头。打了很多下，有三拳我没挡住，一拳打在我后脑上，当时觉得眼前马上一片黑，这时我带的眼镜已经没了；再一拳打到我前额，马上两眼冒金星；再一拳打到我左太阳穴上，一下就把我打倒了，觉得呼吸困难，大口使劲喘气。暴力男和高姓国安就开始踢我，过程中我并没有失去知觉，想看一看怎么打我。高姓国安使劲拉我的夹克棉袄往我的头上蒙，我马上意识到“黑头套”！我用尽全身力气抓住棉袄，使劲抛到小沙发右侧的一个夹缝里。这时，右腿后侧挨了重重的一脚，一下整个右腿开始抽筋。我大口喘着粗气躺在地上，觉得天旋地转，屋里的白色的日光灯好像在闪，啪、啪、啪，一下、一下的，眼前有身影在晃动。身上又挨了几脚，不是很重。这时候，我开始想我买的鲜花，它放在电视桌子上，没有损坏。我下意识地抬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没带眼镜，看不清楚。“天亮后，这里的事完了，我再试试，去看看丁老师，就是不能进屋，您隔着玻璃看一下也行啊。”想着想着就说出来了：我要走，我要走。

你把推特的密码说出来。”我没说话。他们又催，我还是没说话。王：“那这样吧，我们拿一个笔记本来，不要你的密码了，你自己输进去，我们就看一眼。”我问：“这个完了，我就能走？”“行。” 后来看，这又是欺骗。拿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我的右腿还在抽筋，右手在抖。为了早点儿走，我输了进去，他们在那儿看。主要是看私信。“你的电子邮箱的秘密是什么？”“我的电子邮箱你们进不去，是严格的两部认证，我自己在这儿都进不去。”“别废话，我们有办法，说。跟推特一样，输进去。”输入后，果然是要认证码。“你手机号是什么？”讲了手机号。过一会儿，“你什么时候开户的？”“这我哪记得啊？ Google有 gmail 后我就开了。”看样子，没进去。

五
这时候，高姓国安把我的相机拿来了，开始一边看照片一边问。这些都是在我们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公开场合我照的，媒体上都有报道，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去年为滕彪、江天勇颁发 “杰出人士奖”，廖亦武来旧金山湾区的新书发布会，盛雪请廖亦武和别的朋友吃饭，声援艾未未、王荔蕻、陈光诚的公开活动，等等。很多人我也不认识，认了几个经常在媒体上有报道的朋友。说方政比较多，写了两个朋友的认识经过，一位是方政，另一位就不留名了，写的都很短，四五句话。录音笔从来就没拿过来。

又过了一阵子，王又进来了，说：这样啊，你得写一个保证书，主要是对你自己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做保证，我说你写。王开始说了一遍，我跟他讨论内容，我想把保证书写的好玩儿一点儿。王讲：“你别跟我讲条件。1，遵守中国法律。”“这个可以，我现在也没违法。”“2，不见敏感人物。”“谁是敏感人啊？”“这个没有标准。你没有选择，写吧。”过后王告诉我，可以打电话问他们——这是后来的事。“3，不到敏感场地去。”我问：“什么是敏感场地啊？天安门是吗？”王答： “那得看什么时候。4，不出现在敏感场合。”这个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又讨论了半天，我想，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连什么是敏感都不懂，想去就去，就完了。 “5，不接受媒体采访。”“这个有点儿板上钉钉子，不过，现在都是和记者聊天，记者发不发是他们的事，我不在中国开新闻发布会就行了。何况，我干的事有新闻价值吗？我自己没觉得有。”“6，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这个不好，那我就不能说话了？”王说：“家里不算、吃饭不算、朋友聚会不算。”我问： “什么算哪？不能站大街上演讲？”答：“你自己明白。”“我没那么明白，而且，这个文字也不对啊，我是很注重人权的，到什么地方都会说的，我得加上点儿修改。”争了一会儿，让我在这句话后加了，变成了：“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人权不算）。”以上是国内的，还得写一条海外的：在国外，不做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这个我同意，我多年来做的事不仅无损于国家形象，还对形象有帮助。中国的人权状况好了的话，形象自然就提升了。可是这句话有点儿硬，为了玩儿，我就加了一个形容词，变成了：“在国外，不做严重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过程中，我提出，我自己起草一个保证，内容是：我保证不参加以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高姓国安：“那不行，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也不行。”我说：“是非暴力改变。”“不行，你只能按照我们说的写。”签了字，又按一遍手印。我要求所有的事都结束之后给我一个《保证书》的副本，他们答应了，当时他们都在场，高姓国安说：回头给你一个复印件。早上离开之前，我问复印件哪？他们都说：谁答应给你复印件了？

这时候我猜差不多夜里三四点钟了。王出去了，看样子是请示去了。过了不久就回来了。这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在这里，拿来一个打印好的东西，上面还有红颜色的信封抬头，我记得是：北京国家安全局。我还在纳闷：国家安全局就行了，怎么成北京国家安全局了？上面写着保密告知书，挺长，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还有什么什么条款，对我的审讯是国家机密。我直想笑，心里说：还行，变成国家机密了？头一回接触国家机密，心情有点儿不太平静。王说：从我们相遇到我们分手和这件事本身都是国家机密，不能跟任何人讲，也不能跟家人讲，否则，就是泄漏国家机密，有严厉的惩罚。他老在那儿说，我想好好读一遍，没法集中精力，我就大声地朗读起来了。读到最后，我就放心了——最后明文规定，如违反，拘留十五天，罚多少多少钱。闹半天，才十五天啊？这个我应该能承受的起，钱多少我现在忘了，好像几万块，像是一个小绑票。可是上面的理由没填，我说：你们填上，我可以签。反正不就是告知吗，我知道了。他们填上了“全美学自联”、“给天安门母亲捐款”、“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我签了，再按一遍手印。

王拿着这个东西又出去，不久回来了。“我们领导说了，为了照顾你，为你好，你今天就回美国。本来你可以按原计划的行程，现在不行了。”接着讲领导如何关心我，一大堆话。我问：为什么不能见丁老师？答：有的人能见，有的人不能见，你属于不能见的。问：干嘛我不能见？答：你自己知道。问：我有什么选择吗？答：你没有选择。我想这回完了，一下提前两天被强迫返回美国，早知道这样，我应该把去看丁老师放在最后一天，本来还想去拜访我母亲的一些挚友，那些叔叔、阿姨们，没戏了。我说：你们非法限制我的自由，我还提出强烈抗议！

六
都睡会儿觉吧。”高姓国安在里边已经睡着了，打呼噜。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睡不着，就起来到外屋抽烟。暴力男坐在最外边的小沙发上一边打盹一边看着我。我先拿着买的花看了一阵，心里想，我要把它带到美国去。暴力男动了一下，提醒了我，我得跟他聊聊，就问：“小伙子，你动手打我，打得那么厉害，手不疼吗？” “执行任务。”“你们都这样对待被你们限制自由的人？是不是受过专门的训练？”“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也是国家机密？”“你可以这样理解。”说完这个，暴力男开始给我讲他的理想，说了半天无非是：国家主义，美国阴谋论那一套。他说完，我说了一会儿：人权无国界，普世价值，中国并不特殊，连缅甸都在改变。后来，发现差别太大，没法聊，就说：你们各方面都应该多看看，别老局限在一种宣传。

我睡不着又没得事干，想开电视，根本没有电，也没本书。我就走到窗前，发现窗下是暖器，扒开窗帘向外看，外边很黑，是一条大街，大街的对面还有一个单位，挂着几个牌子，写的什么看不见。窗外有固定的铁条栏杆，可能是防止越狱的。暴力男这时醒来，把窗帘关上。我关上窗帘，在暖气上烤手。头和腿一直还在痛。心里想：才五十多，怎么这么不经打。转念一想也不对，我也从来没有被人打的这么惨。我要是上来就全招了，或者根本什么也不说，会怎么样？来的时候真傻，怎么连相机和录音笔都没有删除？他们看了我和一些朋友的私信，他们会不会有麻烦？等等。

天渐渐亮了，马路上的车开始由稀到多。再过了一会儿女记录员来了，聊了两句，说是姓普，我还问了几句她对乌坎的看法，她说知道，但没回答。问什么是最有效防止腐败的方式，也没得到答案。我就说了几句美国是如何防止腐败的：第一靠自由的媒体；第二靠独立的司法；选票也很重要，等等。高姓国安起来了，说：你多看看你的花吧。

王杰来了，说准备走，到我住的地方去取行李。把我的物品和钱数了一遍。我发现他们把我的相机和录音笔里的东西都清除了，又提出抗议。我要自己拿着东西，他们说到了机场才能给我。下了楼，还是那辆车。我要给弟弟打个电话，王把手机递给我。电话里我说：现在回家拿东西，之后去机场，回美国。很快就到了家，两个人跟着我进了我们家。弟弟帮我收拾行李，问我：“吃饭了吗？”“没吃，咱们一块儿吃的那碗牛肉面还真管用，一直顶到现在。”“那你快吃点儿吧。”弟弟给我一块牛舌饼。弟弟跟国安说：“这也太不像话了，干嘛不让人吃饭！”国安说他们也没吃。轮流换班出去，没吃东西，谁信啊？临走前，我跟弟弟说：“没事。瞧见没有？省了个出租车的钱，有人专门送。”

拿上行李开始去机场。上三环前，他们要看我的笔记本电脑。我的笔记本是 Chromebook，没有硬盘，只有一个很小的存储，所有的东西都得上网。他们把车停下，从后面取出我的笔记本。弄了一会儿说是没玩过，我也没反抗。车一路最右道超车，常常开警笛。上了机场路，没什么车。我问：这是上机场吗？要是活埋就不用走那么远了，旁边挺宽敞的。过了会儿，王指着远处的牌子：不是上机场上哪？

七
到了机场，车停在路边上，机场没什么车，但马上有管理人员过来问，司机给他们亮牌子。下车。走了几步，他们说，还得检查一下你的笔记本电脑。我特别反感别人看我东西，而且刚才已经看了半天了。一把拿过笔记本，说：不行！他们就使劲把我往车里拽，我不回去。胖司机在旁边一直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大岁数了。框！右臀部挨了暴力男一脚，刚好了一点儿右腿又麻了，又开始抽筋，我摔倒在地，翻滚了一下，怀里抱着笔记本。他们一边踢一边抢走了我的笔记本，又把我推入车中。这时候，几个武警过来问，他们又亮证。他们开始威胁我：是不是东西都不想要了？是不是想找一个不太舒服的地方多待几天？我只说：抗议！

王杰和暴力男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只剩下了我买的鲜花，我和高姓国安还有胖司机在车里。过了一阵子，我说：我得出去抽烟。高姓国安请示后，跟我到车外，我抱着鲜花。过了一会儿他带着我进了候机大厅，我想活动一下腿，慢慢地走，里面有一个藏人唐卡店，在那里看了看。我看到过的藏人店铺都有尊者达赖喇嘛的像，这家没有，只有一张画是跳舞的喇嘛。高姓国安说吃点儿什么吧，建议吃面条，我没同意，去了一家咖啡店，要了一个三明治和一大杯黑咖啡。我说身上没有钱，他说能开发票。聊了一会儿，我问：我要是去山东临沂看陈光诚行不行？高姓国安：你连北京都出不去。再过了会儿，他接电话，说是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航空公司得看我一眼。看了一眼后，王杰说改日期￥1590，我出的钱，一件行李已经托运了，拿着改日期的卡和登机牌给我看，我放在了包里。“把东西还给我吧。”“到安检才能给你。”到了安检，数东西，他们给我一个小纸条，是他们的 email,说下次回来，先给他们发email。在这里我帮他们公布一下： okko12345@163.com 。背上东西我就进去了。

八
进去后，看见表，北京时间，2月2日（星期四）11:30am，21个小时的噩梦从此结束。飞机1:40pm 起飞，我拿着那束鲜花，请人在E26号口照了一张像，也给花照了一张。我在默默地想：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在整个的过程中，这束鲜花是我的精神寄托，它是我们怀念六四受难者的心愿，它表达了我（葛洵）和“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对“天安门母亲”和丁老师的想念，所以，我要把它带回美国来。我真的把它带回了旧金山，但美国海关需要检疫证，我没有，不能入关。我在北京机场和旧金山机场都留下了照片，有机会想送给丁老师。

北京机场登机前，我手捧没能送到丁老师家的鲜花

旧金山机场海关前，已经枯萎了的鲜花

起飞前，我发了一条推：on board UA888 to sf waiting take off, 2 days before schedule, had a terrible experience，也就是给关注我的朋友报个平安。飞机起飞了。我坐在 33H 是紧急出口，联航的服务员大多只说英语，问我：“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Are you willing to help me in case of emergency? ”“Yes, I am.”我看看书，就开始犯困，毕竟一天多没睡觉了。过了一阵子，忽然听到服务员在喊：Help! Help! ……我马上跳了起来，冲过去帮忙，一位华人中年妇女满脸虚汗地靠在厕所的门上，站不住，往下滑，女服务员一手架着她的胳膊，另一手拿着湿毛巾擦她的脸，嘴里喊着：Wake-up, Wake-up, Open eyes. 我马上把她的另一只胳膊架在我的肩上，同时喊到：醒一醒！醒一醒！每一次喊，这位妇女都使劲把眼睛睁开，但眼神很不对，不能保持睁着眼，而且不能看一个方向，睁开眼睛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时，服务员让把她扶到头等舱，我们架着她，她瘫软着，已经不能走路了，我们拖着她走。我一边走一边喊：醒一醒！醒一下！心里想：女士，你可千万别闭上眼睛啊！千万别离开我们！因为，这眼睛一闭上，就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睁开了。好在，路不远，到了头等舱，服务员让把她放在躺椅上，其他服务员拿来了氧气瓶和输氧罩，也在呼叫医生。吸氧后，特管用，几分钟，女士的眼睛自己睁开了。其实，她懂英语，开始用英语说话，还说感谢帮助她的人。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别提多美了。我说：Please give us a big smile。她笑了，很甜。我们鼓起掌来。

通过亲身经历，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维稳方式已经变成了克格勃和黑社会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是警察国家，而且变成了流氓的警察国家。

我被限制自由的教训很多，我还在琢磨着……

《红色天空》
郁冬

黄昏时看到的朦胧的红色的天空
让一切不回家的人们如此的激动
红色的阳光照着人们走来走去
远处传来模模糊糊的歌

我看到一个孩子偷偷躲在角落哭泣
手里的半截烟头烫伤了无边的寂静
请不要在这耀眼的黄昏向我提问
昨天早上我已丢失了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请你看看红色的天空
为什么周围的人他们无动于衷
快撑起雨伞红色的雨已开始下
迈步逃向隐隐约约安全的家

1，人家明明寫的是【2012花田音乐节部分阵容（暂定）】，那麼大一個“暫定”你就看不見嗎？還是文字理解力差到這個地步了？！！！
2，我任何確定的演出都會在官網博客公佈，不用問我，看博客！！！要我說多少次啊朋友？！！！！
3，能不能有點檔次的“疑問”？？雖然你們是關心。
4，祝你們幸福！

《中国网络封锁和监控简史》

历史第一阶段：封锁少数揭露真相的网站
还记得我离开中国的前夜。当时正值某组织遭受全国性的清洗。明明几天前还可以登录的网站，忽然间都无法登陆了，有的页面更为可疑，打开一半时突然出错。和许多人一样，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清楚体验GFW的存在。只是当时并不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也对之束手无策。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虽然短暂，印象深刻。

中国正式对互联网上的内容开始了审查。这应该是1999年前后。在这一阶段，被封锁的多为国外网站，这些网站无非是民运人士活动的前沿阵地，对于国内大多数人影响不大。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被封闭的还包括Wikipedia、YouTube等智库型的网站。这些网站提供的真实信息使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由于当时GFW采取的方法是将主机列入黑名单和对页面进行关键字过滤，所以有很多方法可以绕过。翻墙软件随之开始在国内兴起，当时的方法也主要是基于HTTP代理。但很有意思的是，直到今日，这些翻墙软件居然无一是墙内的中国人自己开发的。诞生之初的GFW，从一开始起就暴露了行动迟缓的特征。GFW运作无非是发现一个屏蔽一个，这种守株待兔的被动做法使漏网之鱼甚多。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行动迟缓，才会有后面无法逆转的发展。

第二阶段：遏制国内不和谐声音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民主自由的信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进入了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BBS、论坛、网站、博客上不和谐的声音逐渐增多。由于这些“有害”信息都是在中国互联网内部的，所以设置在国境线上的GFW审查设备根本无用武之地，新的方案呼之欲出，其中不乏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网络监控的主战场也从国外转向了国内。对于这些越来越多的国内“有害”信息，政府机构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威胁国内的网民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这段时间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如实名上网、网站备案，以及规定网站对于用户发言负法律责任，逼迫网站实行自我审查。一时间，许多著名论坛、博客、网站人人自危，关闭和删贴风起云涌。其中不乏一些国际性的著名网站，如谷歌和微软，他们在压力下不得不对中国政府妥协。同时政府又雇用一些“网络评论员”——五毛——对网络民意进行引导。最诡异的监控方案莫过于2009年5月工信部出台的绿坝预装方案。这一方案一出台便如过街老鼠般遭受各方强烈抨击，最终不了了之。但是这一方案的提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对于互联网正面临全面失控，并极力争取以简单粗暴的手段夺回控制权。这一信息使网民信心大增，同时也让这场原本暗中的较量摆上了台面。这一时期的网络监控对许多人生活造成了影响，也引起了普通人的反感、好奇和关注。网络上一时间怨声载道。同时，由于许多国内关闭的网站被迫流亡海外，一个适得其反的结果是，在这段时间内，翻墙在国内网民间迅速流行开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一时间，一场封锁和反封锁的竞争在翻墙软件和GFW之间展开，双方都不断以升级来抵消对方的升级。但是，GFW始终无法找到终极封锁方案，却始终有翻墙软件可以找到它的破绽，GFW再一次在这场竞赛中面临尴尬境地。

第三阶段：向信息交流平台开战
经过这两个阶段一路伴随中国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人，由于对于自由获取信息产生了依赖，同时对于传统媒体习惯性的撒谎忍无可忍，翻墙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更多人也开始加入翻墙的行列。这段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许多互联网专业人士加入了翻墙的行列。他们对于翻墙技术的传播和革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们借助最新的互联网技术给GFW出了一个接一个的难题。这段时期又恰逢大事件发生的高峰期。民族事件、历史纪念日、自然灾害、庆典盛会、维权示威、黑恶事件、食品医疗事故等等层出不穷。这些事件的报道和揭露都借助最新的网络技术以不同形式得以实现，直至网络直播形式的出现，彻底击毁了传统媒体形成的信息垄断，引起政府的强烈恐慌，同时也促进了网络维权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抗争做好了准备。大到社交网站，如Facebook，小到微型博客，如Twitter在这一时期纷纷落马。基于P2P技术的资源分享平台，如VeryCD、BTChina也在这一时期沦陷。从2009年后半年开始，传播信息的平台成为了这一轮争斗的主战场。但是很快，政府将会意识到，真正的敌人不是这些平台，而是信息传播本身。这一阶段将是决定输赢的一步，所以政府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最后一搏。在可预见的将来，从文字到图片、从音频到视频，所有形式的传播都无法幸免。更多的网站将被关闭、网络审查设备的更新将会更快、更多的网监和五毛将被雇用。直至监视所有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短信；监听所有移动通话，当然也承受更多来自社会的责骂。这虽然无疑将耗尽社会资源，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这一步如果不能一剑封侯，那么双方心里都很明白，剩下的选择只有缴械投降的方式了。

第四阶段：切断一切信息交流
如果还有第四阶段的话，这一阶段将是短暂的。届时中国将关闭互联网、移动电话网，新疆的局面将会扩散到整个中华大地。和朝鲜一样，中国将回归飞鸽传信的年代。届时大量外资将撤离；股市将崩盘，改革开放活动将顺利落下帷幕。最近发生的一切，说明历史已经走到了第三阶段的后期。在经历短暂的黑暗之后，光明最终将会到来，互联网的到来加快了这一历史进程。对于他们来说，真希望一切都可以重来。

前一篇文章总结了十年来中国网络封锁和监控的发展历程。为了尽量做到客观和简洁，不得不避免参杂个人的立场。现在，我将试图回答几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首先，我将分析中共为什么会从2009年后半年开始，不遗余力地，甚至是丧心病狂地向互联网宣战。其次，我为什么认为中国互联网监控的历史可能在第三阶段结束。这里的讨论以我的主观看法为主。

要了解为什么互联网的出现使共产党如坐针毡，首先要知道共产党历来最害怕的是什么。答案是：真相和组织。维护一个独裁专制制度，古往今来靠的都是欺骗和恫吓。前者靠笔，后者靠枪。而专制制度的天敌，则是使谎言不攻自破的真相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在中国，这两点在互联网进入之前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这两者之间，共产党对于后者的恐惧远远超过前者。这也是为什么冉匪每天在博客骂共产党，骂了六七年什么事都没有，而晓波的文章上网后当天就被关押，一年以后仍然渺无音讯。刘写的几乎每一句话冉都说过，刘写得甚至温和许多。但是前者作为一个团体的代表，显然更有号召力；而后者已经太多，抓不完。与其说是权宜之计，不如说是无可奈何、力不从心。互联网的到来，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形式恰恰在这两点上向当权者发起了严峻挑战。互联网的高效众所周知。一个按钮，一本书从美国作家的案头直接发送到中国读者的手中；提交一篇博客，几秒钟以后数万人在电脑前共同阅读；推特上的一句牢骚，瞬时间几万人在手机上同时收到。真相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并且不需要成本，而且难以追踪和拦截。更让共产党恐惧的其实是互联网带来的第二点，既组织。互联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将人聚集在一起，这种组织看似虚无缥缈，其实紧密。互联网的组织跟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有本质的不同。几天前网上的热烈讨论，几天后就可能演变为市政府门前的抗议示威。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来自何方，也不知道这是何时发起的，你甚至无法知道是谁组织的。要想用传统的方法找出少数“罪魁祸首”，就像希望找出究竟是哪片雪花造成雪崩一样毫无意义。从伊朗到中国，互联网最近的发展趋势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独裁者的眼中，它的威胁已从经从传播真相转向组织群众的方向倾斜。这也是之所以政府要迫不及待地向一切社交平台、信息传播平台和资源分享平台发动总攻的原因所在。因为共产党知道，这两个条件一旦全部满足，那么对于自己也就意味着游戏即将结束。以往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成功了，如果他们这次依然能够在游戏结束前发现秘笈，能够成功驯服互联网，并且熟练地以高科技手段重新夺回互联网的话语权的话，那么专制制度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全新境界，中国将进入名副其实的极权社会。如果他们没能找到克敌制胜的法宝，那么中国也必将转型进入民主社会。因此，这场竞争没有第三种结果，胜利的回报巨大，同时失败的代价也很高昂。既然保持现状已非选项，那么就必须先发制人，而且必须把任何有效的组织扼杀在萌芽阶段。但是，令共产党最为苦恼的是，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其实自己比谁都清楚，这个难题是无解的，原因也是非常现实的。首先，这些平台大多不在中国。即便是在中国被拿掉的，拿掉后也立马移民国外了，然后可以毫发无损地重新投入运作。

其次，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建设的金盾工程，始终没能提供任何可靠的方案彻底断绝国民和这些平台的联系。不仅如此，更为尴尬的是，政府每一次试图切断这种联系的努力都使更多的民众学会了翻墙。对于中共来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不能成功，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很显然，共产党如果在有限的时间里没能找到救命稻草的话，那么就将直面一方面不断缩小的谎言空间和另一方面逐步扩大的社会动员。乍看来，似乎最终关闭互联网做困兽之斗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唯一的结果，但其实不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大功绩就是软化了独裁者的意志。跟他们的父辈祖辈相比，如今的当权者对于利益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对于权力的兴趣。当初毛、邓敢做的，难道胡、习也敢吗？当初对于满脸期待的大学生敢做的，难道对于一脸绝望的工人农民也敢吗？所以，我认为不管是闭关锁国还是血腥镇压，再次发生的可能性都很小。如果给他们选择机会的话，我想他们情愿放弃权力也要保住去美国安享晚年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游离在权力外围的。所以仔细分析会发现其实仍然两种可能性并存——完全封闭网络和主动开放网络。对于中共来说，主动开放网络的代价无疑是毁灭性的，但是完全封闭网络的代价同样是高昂的。这种代价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讲过，高昂到可以使共产党内部——在权力外围向权力中心不断施加的压力下——发生塌陷。也就是说，最终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开放网络的压力并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那么，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亦有可能像东德的柏林墙一样，在瞬间主动开放。届时，中国的网络封锁和监控的历史将大致结束，中国的互联网将先于中国的社会实现自由。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稍大。

其实我并没高清什么是写一下自己。要写基本是写自己的过去。大部分文艺青年会跟我说，过去是坨屎。这话也没错，对于一个消极的人，不管过去未来，皆是屎。

警察胜利

第一个初三时我便对这个国家开始产生不安全感。彼时我在隔壁县一个不错的初中上学，并迷上一个叫《传奇》的游戏。当年我们这批网民靠着充点卡把陈天桥充成了中国首富，游戏精神可想而知。非典流行的时候，学校实行全封闭，我与其他几人照样找到了一个可以翻越的角落，忍着恶臭夹着兴奋从废弃的粪坑上爬出去练级。

于是那一年从学业上来说，基本就算是废弃了。夏天的时候非典算是早已过去，中考来临。中考那几天非常繁忙，白天要考试，晚上要练级，精疲力竭。大约两天后考试结束，我迅速钻进一家网吧继续奋战。

相比于运动或者学习，上网的时间通常过得飞快。到了半夜我饥饿难忍，而现金几乎都被我充了网吧会员，身上穷得还剩下几个硬币，想想只能去附近的一个购物广场自动贩卖机里买点零食充饥。

然后就发生了很荒唐的事情。我把硬币扔进自动贩卖机，也不知是关了还是故障了，钱进去也不出来机器也没反应。我有些恼羞成怒，朝机器踹了一脚。刚踹完，就像电影里那种凶手刚准备要杀人或者刚埋完死人周围忽然灯火辉煌有人高喊举起手来的场景一样———几束手电筒光骤然砸到我身上。

那个半夜正下着细雨，几个穿着绿雨披的人迅速靠了过来。我判断出来是广场的保安。保安开门见山，一把拽住我的手，问候为何偷窃。我已经怒不可遏，拼命想甩开保安的手，同时喊着要求他们出示证据，老子什么都没干，还被吞了钱。

证据居然真有，还是个活物。大约几十米外一个扫地的老头被保安带了过来。我记得此君头戴斗笠身披雨衣———南方所有这番装扮的人都会让我想起渔父。渔父拿着扫帚指着我，对保安说，我在那看得清清楚楚，这小子试图偷贩卖机里的东西，不然他大半夜在这干吗。

后来我的认知是，这些保安如果有正常人的思维，就应该会想到：一，所谓人赃俱获，我即便是个小偷，也没有赃物能证明我的身份；二，会有这么不专业的小偷去偷最贵物品为三块钱不到的雀巢牛奶的自动贩卖机吗；三，这个几十米开外的渔父雨夜如何能看清我的所作所为。这些想法足以让我时候断定，保安就是要整我，就算想明白了我不是小偷，出于面子也要整整我，而那个老伯则是典型的看客心态，冷漠，却喜欢凑热闹。

但无论如何这些思路是事后整理出来的。事发时为2003年，我还不到14周岁，年少气盛，只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和诬陷，一定要讨回公道。保安听完渔父的证词，几个人直接拽着我去了保安室。进去后有个保安拿起了一根类似警棍的棍子，也可能就是警棍。当然当时我不会这么认为，我认为警棍只能由警察佩戴，保安拿的就算一样也只能称为保棍。

几个年龄比我大了不知几轮的保安，拿着保棍指着我开始了对我的讯问。我至今仍记得大部分话语，基本是针锋相对。保安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难道不知你爹是哪里人；保安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干你娘的。有个保安要拿起保棍攻击我，甚至还喝令我跪下。我觉得我实在很不把这些渣滓放在眼里，我说你注意点，你今天揍了我我以后一定揍回来。说这话我应该底气十足，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学校先在宿舍跟同学打架，同学告到宿管会，于是我又跟宿管会管事的人打架；打架时候进来一个中年人，不由分说就动手，我便操起板凳朝他砸了过去，后来知道砸的是个年级组组长。组长可能认定此人没法收拾，几个人制服我后把我带到了政教处———顺理成章地，政教处主任也跟我干了一架。

我一直很难收敛自己的暴力倾向以及对一些东西的敌意。那个是我念的第二个中学，离开第一个的原因是因为不服老师管教与老师发生言语冲突最终演变成斗殴然后被劝退。那些保安也在我敌视的范围之内。保安问了半天没啥结果，有些倦怠。我问他们能不能去上个厕所，被否决后直接脱了裤子在保安室撒起了尿。这个行为估计让他们忍无可忍。我开始被保棍压着脑袋，并被直接搜身。保安们在我身上发现了一张准考证，发现后有些欢呼雀跃，对我这咆哮道，你居然也是XX中学的学生，你真丢XX中学的脸啊，我要是XX中学老师或者我要是你爹我肯定打死你。

保安最终也没打死我。我坚持不说任何跟家里有关的信息，不对保安多吐露任何有用词句，也是因为受到他们说的一句话的影响：再不说我们就叫警察了。我一直等着警察来伸张正义，因为我什么都没干而且被吞了钱，我也是受害者，需要帮助。

半夜两点多时候我如愿以偿等来了警察。警察没像电视里放的报纸上说的那样视察现场询问证人，至少我看到的来带我的几个警察当我面没做过任何相关行为。不过这些事没能消除我的信任感，我基本上是异常安稳地坐了趟警车到了派出所。

迎接我的是一个噩梦般的晚上。有个胖子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跟其他人说了几句后走到我面前，把我扯到窗前再抬起我的手。等我反应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拷在了窗上———胖子选了个酷刑类的位置：非常靠上，我必须踮着脚才能保证手不被手铐卡出血。胖子铐完后看了我几眼，挪回了房间。

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干，没睡，没人审讯，没吃没喝，站到头晕眼花时，刚一低下头手铐就往手上的肉里钻，我又迅速清醒过来。第二天来了一堆警察，不过都是正常上班的人，我继续被这么铐着，无人管束。快中午时候我已经半死不活，来了个人把我带到了外屋，铐在一张长椅上。

我万分感谢，正欲眯眼，出来一个瘦子警察，到外屋倒杯水。警察倒完水后白了我一眼，忽然喊了一声，还是XX中学的！ 喊完后一个耳光便抽了过来，抽得我好似做了个水陆道场。

那天白天警察们终于对我有了些实质性的操作。被抽完一巴掌后没多久，我在这帮权威课本和社会的权威面前说出了自己家的联系方式。下午，表哥和二舅赶了过来。另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去了一个办公室。到了这个时候，我心里居然还想着，接下去应该会有侦讯，民警叔叔能还我一个清白。

警察不但未能还我清白，还给了我沉重一击。他们很快用行动证明，很多家喻户晓的理论未必正确，警察也许远不如保安。那几个保安好歹找了个证人，警察们直截了当，直接给我定性。办公室里一个中年男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表哥和二舅，说，这么小年龄，也不给你备案了，下次不要再犯，回家吧。

从此以后在这个家族里，我就成了一个贼，一个小偷。读书人的事，也算偷。而由于我偷的东西太过低端（那个自动贩卖机里最贵的货物应该是雀巢巧克力牛奶），又顺势成为一个笑柄。许多亲戚奔走相告，说，以前以为这小子只是个刺头，现在没想到还是个小偷，希望你们能珍爱生命远离此君。那年夏天我去了一个亲戚家，一个血缘上很亲的亲戚。我一进门，亲戚满脸堆着屎告诉我，房间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楼上开着门的那间。亲戚安排地很周到，房间里有黑白彩电一台，不能调档的电风扇一只，破窗一张。那是以前他们家的仓库。除此之外，所有的房间都上了锁，防我之手甚于防川。

我也并未把这些归罪于警察。是非不分人云亦云的人在中国应该不下十亿。只是那时候，人民警察着实令我非常失望。一朝被鸡奸，十年怕香蕉。至此之后我一直小心翼翼，生怕再与其打交道。多年后的2011年，发生了两件与我和警察有关的事。第一件把我吓得不轻：高中时候有个人跟我打架结果被我暴揍了，没想到几年过去这人在县城里当了一名警察，一想到此事我便异常庆幸自己暂时离开了大陆；第二件关系更为紧密：五月底在苏州一个车站我和另一个人动手，再次招来了叔叔们。他们来的时候我觉得麻烦大极了，因为在这之前不久，我的一个亲戚的亲戚的亲戚打麻将被警察以赌博罪名带走———这与后面的行为比起来实在无可厚非，他被带走后一个不知他当过多年兵的警察对他动手，结果遭遇飞腿反击。恼羞成怒的人民卫士动用抹布堵住袭警分子的嘴，然后打得他多处骨折。此类消息足以让我晕头转向，于是在被带到派出所之前我赶紧想办法联系了家人。

家人带来了几个人，几个跟警察说了通屁话后让我采完样就除了局子的人。斗殴发生时是下午六点，最后我甚至赶上了晚上十二点浦东机场出发的飞机。关于那段插叙，那个把人打成骨折的警察实在没注意到很多事：他的暴力对象不但当过兵，而且来自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我听说这桩事后来闹了不短时间，依靠道具取得暂时性胜利的一方最后一败涂地：先是被告上法庭，赔了一大笔，丢了工作；后是在准备打包回老家之前被几个人抓住暴打，不得不又在前辖区医院里躺了半个月。

十月时候我带着几个哥伦比亚人在中国，九天跑了五个城市，与各种商人市民公司打交道。走之前我问他们对中国印象如何，领头的那个想了半天，送了我一个词：MAFIOSO。 MAFIOSO是MAFIA的形容词，后者的意思是，黑帮，黑社会。我当时摸着他的光脑袋说，你简直是个天才。这么多年我没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词汇来形容中国大陆，忽然之间一个老外让我恍然大悟。没错，中国就是一个大黑帮，法律其次，钱权说话，弱肉强食。

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在家门口挂一双纽巴伦跑鞋，下面写一行大字：让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

学海无涯

我一直记不清自己具体是哪年开始上学。89年10月出生，没有上过幼儿园，初中高中因为不同原因分别读了四年，08年去南京上的大学。

然后我思考了一会，觉得关于教育，大体上并没什么好说的。独裁国家必然运用洗脑教育。从前我的疑问是，那些抨击中国学生没创造力，并把原因归咎于教材编写者的人，脑子里长的都是什么。这个从前跨度也不大，大约是几年以前。现在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个体制下，所以人都是受害者。学生是，编谎话教材的人是，既得利益者也是。区别之处在于，有人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有人已经千疮百孔却不知自己正在惨遭迫害；有人被掠夺的是物质，有人被掠夺的是良心与思想。

从前的从前，我也一样反感所接受的教育。反感的原因大都是因为不服管教，没坚决贯彻老师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思想。我认定大多数老师并不是什么无私的人，我在写《老金》一文的时候想到了学校想到了家长想到了老师，后面二者时常组成神圣同盟。于是许多回忆和遗憾让我气不打一处来。然而当年这个教育体系中一项摧残人的制度———应试制度，却很讽刺地令我精神上瘾。有那么一两年，我非常享受考试名次带来的成就感和虚荣感。每次考完试公布完成绩，我都会被班主任喊上为全班人民传经授道。每次我的道场做完后，班主任都要画蛇添足一番：大家看到了吧，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看看XXX同学，以前作风如何自由散漫不守纪律如何多次违反校规，现在成绩这么好进步这么大，大家要向他学习。这些话让人哭笑不得，不守纪律跟成绩名列前茅二者之前是否有任何进步关系，我无法论证。这二者间最明显的关系是，在我成绩前茅后，即便不守纪律老师也不会理会，有时竟然会夸奖几句，说我懂得劳逸集合，不是书呆子。

再怎么说，我自认是个反叛者，那时到底还是在应试制度前缴械投降。高考前我异常努力，晚上看书到十一点也成了家常便饭，周末不再去网吧通宵———我以为这已经快到达人类极限，到了大学后发现天外有天，现在我有个北大毕业的苏北同事，刚认识后他的话说得我天旋地转。他说他高中三年享受的都是军事化管理，到了高三每晚十点多放学，早上五点多起床，先跑步再读书，一周休息一下午。我简单分析，为了能让学生这般坚持，学校里肯定要推行一贯的传销式宣传，即考上好大学光宗耀祖，辛苦一阵，幸福一生。

如此，上一个好大学的主要动机就只剩下两个：一是满足虚荣心，二是保障未来就业。后者在上了大学后显然会在大部分人的思想里逐渐占到比较大的比例。依照此推论，一切便显得荒唐可笑：一帮打飞机还不甚熟练的少年，便要为几年甚至十年甚至几十年后的柴米油盐生活而焦头烂额燃烧生命般学习一堆今后未必有用甚至有害的知识（比如政治这门课），便要承受世界顶级的用脑强度，便要燃尽浑身体毛来体现生命的热度。

大一寒假时我还被学校请去做了次演讲，同样出于虚荣，我挣扎片刻随即欣然前往。演讲的时候我深切感到言不由衷。我说，虽然辛苦，但我觉得我的高中生活过得非常非常地充实，到现在我想起来，我也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更充实。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和我一样，高中时候如同刚被开垦的逼，天天被插得充实无比，虽然疼，却老想着以后肯定很爽，肯定欲仙欲死。

然后我这个逼或者我们这帮逼，到了大学后发现，世事难料，原来我们都是性冷淡。
大学很难激起人的高潮，也很难让人彻底低潮，低潮到买个拉链把自己逼缝起来。这其实是很恐怖的现象：许多人陷入迷惘，开始做着一些别人说是对的自己觉得哇那应该就是对的，或者别人说是不对的自己也知道不对但是看起来对前途似乎有些帮助的事。有个很显著的问题：有数不清的人，不知道自己为自己设定的梦想其实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梦想。手机，房子，车，这种死不带去的东西竟然也能成为梦想，教育之毒可想而知。

这时候我已经想到了一些人。一个是我室友，安徽人，我姑且称之为W（本来缩写应该是CW，但是CW虽然充满了倒扣过来的厕所的意味与之有些符合，读起来却很不顺口）。W来宿舍报道时，气场震得其他人汗毛倒立：陪同的一共有五个人，先是两个中年男子进来开路，后是W手无寸铁走了进来，之后再跟进一男一女，手拎大小箱包，最后还有个年轻女子，羞答答步入。这个场景迅速从我脑海里捞起几个词汇：锦衣卫、太监、宫女。小皇帝W就这么入主了平均每人三平米的微型紫禁城，也开始了他为期大半年的自我统治。

W的登基宣言是，我要保研。为此我专门咨询了几个同学何为保研，了解后惊叹不已。考上一个所谓的211大学已经耗尽我全身力气，刚上大学以及上大学之前我决定要休养生息，而且我以为大部分人都会同我一样。W把这些幼稚的想法通通粉碎。我从没料到大学后居然会有室友每晚学习到一点多，每天只在图书馆食堂宿舍三个地方之间穿梭。

我没料到的事情还有更多。先是我发现他是个异常固执之人。当我提醒W，洗衣服不仅仅是泡完洗衣粉之后就拿去晒时，他抬起头，露出一种视死如归的目光，告诉我说他一直这样，没有问题。我补充了一句说你不怕皮肤过敏吗，他听完眼光已经变成火眼金睛，瞪着我看了过来。我连忙转身，在他喊出“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之前逃离了云周西村。

之后遭遇的是价值观冲突。W高中时应该很少接触电脑。起初闲聊，他问我WORD还有PPT都是什么，我说不如这样，放学后我在宿舍等你，你我二人一同前往网吧交流学习。W点头同意。放学后W果然应约前来，我说走吧一会人满了，他忽然停住不动。我说赶紧走人满了学个WORD还要排队多可笑。我说完发现W那个充满正义感和无畏感的表情又陡然出现了。W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对我说了以下几句匪夷所思的话：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去网吧，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去网吧的，都，不是好人。

我怒火中烧，大骂道，你妈逼，你他妈才不是好人。

再往后，我闹肚子闹得慌，快冲宿舍，一把抓开厕所门，正准备解开裤带，只听W一声大喝“站住！”。我忍住被差点被吓出来的屎，问他要作甚。W说，你等会吧，我先洗澡。我捂着肚子告诉他，我扛不住了，先拉会，很快。W一本正经地警告我，我先来的，我先洗澡。我已经不堪重负，直接进了厕所关上门，心想他这二十来年是怎么过来的，如何才能分不清拉屎跟洗澡哪个更急迫。

W最搞笑的一段是，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所以的国家主席都是安徽人，完全无视腊肉蛤蟆等人。恰逢宿舍里还有个扬州人。扬州人当天决定用知识维护老江的尊严和血统。他打开百度百科，说，W，你，看个仔细。W看了看，一脸不屑道，你这是自己编的吧。

W君想必非常反感我。应该说我让他感到恶心。他非常想当个谦谦君子，满腹经纶，谈吐间紫气东来；而我素质低下，不喜欢与人辩论，懒得说时便直接开骂，简单粗暴。W与我共处一室大半年后主动搬离。至此以后我没再跟他讲过话。

那时候我还在使用校内网。W也用。W的校内状态往往是“回顾我这一年的青春”“为新的一年送出美好祝福，希望梦想的翅膀能带着我起飞”“虽然很累，但很充实”之类古典型励志豪言壮语。现在想想，自己当时也很愚蠢，也是凭着个人喜好感受去定义一个人。比起其他三无混日子青年来，他已经非常值得尊重。不知他现在是否保研成功，在他还在读大二时我已退学走人。不过我很信任他的精神。在我印象里，他做任何事，无论喜欢不喜欢，只要在做，都很有责任心。一个固执而保守的人，往往能坚持不懈。另外，W亦是一个努力追逐理想的人，尽管我认为他的理想即便算是来自内心，那也只能证明他的内心受到了不轻的清洗。

到这我就不想再回忆W君了。因为脑里另外一个人的影像越来越凸显。这个人是我的同班同学，以下简称K。那个班差不多算是从小到大呆过的这么多学校这么多班级里最值得自豪的一个。在XX大學这种浑水环境里，这是难得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思维的班级。我退学后回了几次南京，班上已有人在校外自创培训班，有人追随男友退学去了美国，有人为了实现去西班牙当萨马兰奇校友而持续努力，等等等等。班上一共才15号人，此种形势已经足以让其他许多全班梦想都是成为公务员的团体自惭形秽（当然小公务员们自己不会这么认为）。

而正因如此，K在这个班上成了个怪胎。K刚入学时候已经是预备党员。

写到这我忽然发现，这应该是一篇描述自己的文章，但到了K我若再继续写下去，那马上就要完全离题了。我完全可以另开一篇续着上面再写。

返回个人。以上的内容算是大学生涯的一部分。大学里虚的东西很多，身在其中的时候却经常看不出根源在哪，而是往往在抱怨时候把原因归咎于个人，归咎于某个学生某个老师某个辅导员。直到10年。

09年底学校联系到了一个去墨西哥交流的机会。那时候正是猪流感肆虐之时，墨西哥正是发源地。对方的学校邀请一男一女过去当交换生，但班上想去的人不多。冬天的南京阴风刺骨，江风刮到仙林，我膝盖又痒又痛，再想想这一年半过得日益麻木迷惘，最终决定去墨西哥走一遭。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像这样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人一辈子对此都毫无概念，去一趟只要能活着回来肯定不会留下遗憾。

10年初签证办下来。我第一次踏上离开中国大陆的旅程。由于时间紧迫，我买了从另一个方向飞往墨西哥的机票：上海———阿姆斯特丹———墨西哥城———蒂华纳，到了蒂华纳再搭两小时大巴到达目的地墨西卡利。

最后坐大巴之前的一程令人感触良多。根据之前的约定，墨方学校的老师会在蒂华纳机场举牌接我。想到自己也能不小心接受一次明星待遇，即便举牌接机的粉丝只有一名，下飞机前我还是笑得醒了过来。等拿完将近四十公斤的行李我就笑不出来了。机场门口接机的人形形色色，我拖着行李把每个牌子都审视了一遍，没看到自己的名字，中英文皆无。时值半夜两点多，机场外除了聒噪的出租车，一片漆黑。我在机场里的兑换处换了点比索，思路非常清晰地准备给墨方打电话责问，随后发现电话号码存在邮箱里，机场里有WIFI，但需要密码。我又准备给中国打，让中方替我联系墨方。这招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电话机也未能奏效后，我大脑里一片兵荒马乱。

也就是从那晚起我开始在海外碰到比我在国内这几年遇到的总和还要多的热心人。那晚在我完全不知所措甚至开始抱怨墨西哥后悔出国时，有个叫FRANCISCO的警察学习共产党员给我送来了温暖。一开始是我向他求助，问他能不能帮我找到一个能上网的地方。FRANCISCO带着我找遍了机场里所有还开着的餐馆和咖啡店，一无所获。于是他给了我一个建议：在机场里熬到第二天早上再离开去找。TIJUANA是美墨边境线最乱的城市之一，黑帮横行，生死无常，FRANCISCO说什么也不让我出机场找地方住宿。我只能点头服从，坐待天明。在我快要扛不住睡着的时候，他一脸兴奋找到了我，说，我帮你借到可以上网的手机了，你快用吧。我拿过那台黑莓，发现不能识别中文，道谢后合上了眼皮。FRANCISCO说你千万不能睡，睡着行李被人偷了怎么办，你等着我肯定给你想办法。他的热情对我来说太过不可思议，我觉得整个中国大陆都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警察。我开始用中国人惯用的思维打量他，观察他是不是有所企图。

这是多么可笑的事。FRANCISCO就在我眼前跑来跑去，询问各个同事和路人。过了十几分钟他拿着一张纸过来，脸色再次兴奋，说你看我们有无线密码了。然后他阴沉了下脸，叹气道，不会又不能用吧。

若再不能用我肯定会对他产生很强的内疚感。内疚感没有到来，密码可用。在我离开阿姆斯特丹的前几个小时，墨方给我发了封邮件，通知我自己坐大巴去墨西卡利。我记下电话，回头对FRANCISCO鞠了个九十多度躬。我实在想不出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能行此下策。FRANCISCO不知我所表何意，一头雾水。几分钟后他说，这样吧，我帮你找个放心的出租车送你去车站，运气好你天亮前能到墨西卡利。

随后，先是他挥手的声影消失在出租车身后蒂华纳的茫茫夜幕中，后是黑夜中的蒂华纳消失在大巴车扬起的尘土与远去的尾灯中。我记得我当时在纸上写下，墨西哥啊，太平洋和索诺兰已经像我张开怀抱。

写到FRANCISCO我就没法不想起KUBRA。11年8月我专门回了趟巴塞罗那，圆了个多年来的梦。有天晚上与韩国朋友DEVON台湾朋友ERICA一起去海滩。我喝了差不多一整瓶BACARDI（我只记得自己喝了两杯，于是一直疑惑怎么喝了这么点就醉成这样，看来当时确实醉的不轻），喝完后直接瘫倒在海滩上。醒来时我找不到DEVON和ERICA，而且喊不出声。我感觉已经过了很久，海滩的风吹得我浑身发冷。我连忙站起，条件反射般提起手边的包直接往外走，目的是地铁站。喝醉的人果然自己毫无意识———找了半天没找到地铁站，只听得不少人骂我是婊子养的，走路不看。再接下来，我就突然瘫倒在了一个怀抱里，那个怀抱把我拖上一辆出租车，问我住在哪。我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地址，抬头看了看，是个女的，很年轻。她跟司机说了些什么，司机便把我俩送回她家了。

到那后我意识有些恢复，但依然不清晰。我躺上了一张她安排的床。我甚至看不清房子究竟有多大。我想要是我占了她的床而导致她没地睡觉那多不好意思，便问她晚上睡哪。她听完笑着回答：我只想帮助你，不想和你做爱。

我说，我也不想。我确实不想，我快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
第二天睡醒大概早上十点。我发现我把衣服扔在海滩了，看来前一晚我是赤膊在巴塞罗那的街上摇晃，顿时我谅解了那些追着我骂的人。她也已经醒来，原来这房子挺大，还有好几个房间。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聊天。她叫KUBRA，土耳其人，在巴塞罗那交流，昨晚看我在街上东倒西歪，怕再不救我我就要被车撞死，而我又说不出地址，她只好带我回家。KUBRA给我找了一件体恤一双鞋，不知是谁的。我问她什么时候还她，她说不用了，她准备准备下去要去马德里。我说你给我一张纸，我把马德里哪里好玩怎么玩都告诉你，关于马德里我是身经百战了。

我一边写一边感动，感动她竟然把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带回当时只住着她一个人的家，只为了保护这个人。我几乎用呕吐物把那个房间的墙冲刷了一遍，KUBRA说不打紧，一会她来打扫。

中国人老说，做一件事肯定有动机。非要这么说，那KUBRA应该与FRANCISCO一样，做帮助我这件事的动机完全是出于道德和良心。他们的思维与众多冷漠者有一点相同：都不认为助人为乐是多么高尚的行为。只不过，前者认为，助人为乐是傻缺，后者认为，帮助别人是天性，跟吃饭睡觉一样正常。

那天DEVON和ERICA回到原先我躺着的地方，没有找到我，电话也打不通，于是一个穿着泳裤一个穿着三点式在海滩找到晚上一点。

在墨西哥呆了半年不到，遇到了七点二级地震。那么大的地震果然给我带来了很大震撼：差不多是同时，青海玉树地震，房屋尤其是校舍倒得像被原子弹炸了，死者超过三千；而墨西卡利的七点二级地震只带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如果死在中国估计都上不了死者名单，因为死法太离奇，中国政府肯定不愿意将一个九十岁的地震时来不及跑被马棚压死的老头以及一个过度紧张混乱中被车撞死的精神病者列入地震死亡名单。

七点二级地震后余震不断。地震前，作为那个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来的交换生，我被不停地邀请去做各种演讲，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中文。文化上地域上，墨西哥都是一个离中国异常遥远的地方：每次演讲结束后的自由提问环节，我都能听到成吨类似“中国根伊拉克是否接壤”“乌兰巴托的天气如何”“什么你怎么不知道乌兰巴托的天气，你不关心你们自己的城市吗”之流的问题。后来我逐渐开始喜欢这些问题，并尝试让他们听讲前先提问一些，这样的问题能很好地消除我的紧张感。

与墨西哥人、墨西哥相处都是如此。没有丝毫的紧张，一切都很放松很自然。按照中国的关于缺心眼的评价标准，整个墨西哥起码缺了一亿个心眼。墨西哥人的心思，比起大陆人的心眼里，只能算个鸡眼。

六月时候我去了LOS CABOS度假。不久前有个人跟我说，她到了一个地方，顿觉梦中似曾相识，她甚至能回想起梦里的内容。这也是我到了LOS CABOS之后的感受。

在LOS CABOS呆了一周。一周内我也基本思考明白。六月底离开墨西哥。我很不舍，但确定自己将来会回来。回国后找到了教务，教务问我是不是要转学分，我说不是，我来退学。
九月初，坐着巨大的A380，我再次脱离土共，飞往伊比利亚。
（在西班牙我只想简单概括下，边工边读，起初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因为赶上经济危机一直没啥收获，后来因为感情原因不准备再呆下去，大约一年后离开此地）
去年十一月，我再次回到了墨西哥，在南部的一个港口小城，打工生活。没有踏足过的地方很多，墨西哥是个好枢纽。从这可以北上可以南下，不过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回欧洲旅游一趟，去冰岛。